“他说谢谢谁？”

“谢谢我们。”黄婉真说，“他说他知道三楼的走廊上每天早上有一个女生，也知道那个女生的旁边总是有另一个女生。他说他每次打球的时候，如果往看台那边看，能看到六班的两个女生坐在角落里。一个在假装看书，一个在假装吃冰棍。但实际上都在看他。他自己说着说着就笑了，说他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因为他投篮也没那么准。”

邱莹莹张大了嘴巴。他看到了。他什么都看到了。那些她以为藏得天衣无缝的眼神，那些她以为只有自己知道的偷看，那些她蹲在走廊上假装系鞋带的早晨——他全都知道。

她的眼眶一下子热了。不是感动，不是欣喜，而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上来的情绪。像是一个小偷在某天忽然得知，被盗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在偷东西，但他没有报警，没有声张，只是偶尔会把一些东西放在她容易偷到的地方。

“他为什么不早说？”邱莹莹的声音有点委屈。

“大概因为他也没想好怎么说。”黄婉真笑了一下，“或者因为他觉得，被人偷偷喜欢，是应该假装不知道的。这才是对那份喜欢的尊重。”

邱莹莹低下头，用鞋子蹭着地上的水泥缝。水泥缝里长出了几根细细的野草，被太阳晒得发蔫。她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事实——她暗恋了一整个学期的少年，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在看他。他每天早上从操场走过的时候，明知道楼上有一双眼睛在追着他的影子，却从来不抬头，不戳破，不给她任何尴尬的机会。他保持着一种得体的、温柔的不知情——这是黄星源式的温柔，一种不用言语表达的、藏在不抬头里的温柔。

“所以他走的那天抬头看我了。”邱莹莹说，像是终于把拼图拼上了最后一块，“他以前从来不抬头。”

“他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了。”黄婉真说，“他想让你知道，他一直是知道的。”

邱莹莹深吸了一口气，把涌上来的眼泪硬生生地憋了回去。她还有正事要做——信还没正式寄出去，邮编还没填，邮票还没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走吧。先去买邮票。”她说。

两个人去学校小卖部买邮票。小卖部的老板娘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姓蔡，大家都叫她蔡阿姨。蔡阿姨的小卖部是一个铁皮棚子，挨着食堂的墙搭建的，里面有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东西——方便面、薯片、文具、袜子、针线包、还有一柜子落满灰尘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邱莹莹那本《泡沫之夏》就是从这里租的，押金五块，租金一天两毛。

“邮票？”蔡阿姨在柜台后面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最后从一个装棒棒糖的玻璃罐子后面翻出了一版邮票。邮票被糖罐子压了不知道多久，背面都粘上了彩色的糖纸碎屑，看起来花花绿绿的。邱莹莹接过邮票，小心翼翼地撕下来一张——面值八毛，图案是祖国的山河，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上面印着“黄山”两个字。

她把邮票递给黄婉真。“你贴吧。”

黄婉真接过邮票，又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还在，她把邮票翻过来，用蔡阿姨递过来的胶水在背面涂了一层，然后工工整整地贴在信封的右上角。她贴得很慢，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先用手指把邮票的四条边压平，再用指甲把翘起来的边角一一按实，每一个动作都是慢的、用力的、一丝不苟的。邮票贴得端端正正，和信封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好了。”黄婉真说，把信封举起来对着阳光看了看。阳光从薄薄的信纸里透过来，把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迹映成一个模糊的灰色影子，像一片被压缩了的、等待释放的心事。

“走吧，去寄。”邱莹莹拉着她的手往传达室走。

这次她们没有再犹豫。黄婉真亲手把信塞进了传达室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筒里。邮筒是铁的，油漆已经斑驳了，“中国邮政”四个字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信封落进邮筒的那一刻发出了一声轻微的闷响——噗——像一片叶子落在了水面上。那声闷响在安静的中午显得格外清晰，像一个句号落在了纸上。

两个女孩站在邮筒前面，看着那条窄窄的投信口，沉默了大概有十秒钟。

“寄到了吗？”邱莹莹问，问完就觉得自己傻——信才刚投进去，怎么可能知道寄没寄到。

“寄到了。”黄婉真却用一种确定的语气回答了她，然后把手从邮筒上收回来，拍了拍掌心不存在的灰，“走吧。回去复习。明天考数学，你方程还不会解。”

邱莹莹痛苦地哀嚎了一声，然后两个人肩并肩走回了教学楼。

那天晚上，邱莹莹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画面。不是黄星源走那天朝她挥手的画面——虽然那个画面在她记忆里从未褪色——而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只存在于她想象中的画面。

画面里有一个灰扑扑的小村庄，村口有一棵歪脖子树，树下有一个旧旧的信箱——绿色的，和凤里中学传达室门口那个一样斑驳。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从土路上过来，把一封信塞进信箱里。然后一个少年——比她记忆里更瘦一些、更黑一些、手上有更多茧的少年——打开信箱，拿出那封信。他低头看到信封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左手字，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慢慢拆开，掏出那张折了两折的横格纸。他站在歪脖子树下读完第一行字，然后蹲了下去，把信纸贴在胸口。

“他会不会哭？”邱莹莹在黑暗中问。

对面的下铺没有回答。过了很久，黄婉真的声音才传过来，轻得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竹叶。

“我希望他不要忍着。”

暑假前的最后一周，石狮热得发了疯。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每天都趴在三十五度以上，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被太阳晒软了，踩上去脚底会微微下陷，留下一道浅浅的鞋印。教室里的吊扇开到了最大档，但转出来的风是热的，像是有人把吹风机对准了每一个人的脸。期末考试就在这样的高温中来了又走了，像一场不轻不重的感冒，来的时候紧张得要命，考完了才发现不过如此。

邱莹莹考完最后一门英语，交卷的时候在试卷背面画了一只猪头。不是因为她都会做——恰恰相反，她大概有一半的题都是蒙的——但她已经不在乎了。她现在在乎的事情比分数大得多。

走出考场的时候，她看见黄婉真靠在走廊的栏杆上等她。黄婉真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刚考完试的样子——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整整齐齐，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刚上完一节普通的自习课。但邱莹莹注意到她的手指又在裙摆上画圈，一圈套一圈，像树的年轮。那是她紧张或心事重重的标志。

“考得怎么样？”黄婉真问。

“英语大概会死。”邱莹莹诚实地回答，“数学大概会死得更惨。”

“没事，暑假我给你补。”黄婉真说，然后顿了一下，补了一句，“如果暑假我们还能见面的话。”

邱莹莹本来想开个玩笑说“你这话说得好吓人，好像你要去干什么坏事一样”，但她看到黄婉真的表情，把玩笑话咽了回去。黄婉真的表情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在做什么心理准备的样子。

“怎么了？”邱莹莹问。

黄婉真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把两只手搭在栏杆上，目光投向操场尽头那片被台风毁掉的竹林废墟。竹子已经彻底枯死了，残留的竹竿从土黄色变成了灰白色，像是插在地上的一排骨头。旁边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几棵新的野草，绿得扎眼，在一片枯黄中兀自生长着。

“莹莹，暑假我要去我妈那里。”黄婉真说，声音在闷热的风里显得有些发飘，“她在晋江的市场卖菜，暑假是旺季，她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得去帮忙。”

“那挺好的啊。”邱莹莹说，“至少你还有妈妈。”

话说出口的同时她就后悔了——她想起黄婉真的爸爸。但黄婉真没有在意。

“我知道。”黄婉真说，“但是去了我妈那里，我就不能给你补课了。也没有冰棍吃了。也没有人跟你一起在台阶上看晚霞了。”她的声音在说到“没有”这两个字的时候，微微颤抖了一下。那个颤抖很轻，轻到如果邱莹莹不是和她并肩站在一起，如果不是她们的手臂几乎贴着手臂，她大概会错过。

邱莹莹把手从栏杆上拿下来，在口袋里摸了摸，摸出一块水果糖。是那种最便宜的橘子味硬糖，蔡阿姨小卖部里一毛钱两颗的那种。她把糖塞进黄婉真的手心里。

“暑假才多久啊，”她说，声音故意放得很轻松，“两个月而已。开学你就回来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传达室看有没有江西来的信。”

黄婉真把糖攥在手心里，那颗被体温捂热的糖硌着她的掌纹，棱角硌得她微微发疼，但她没有松手。

“如果有呢？”黄婉真问。她问这句话的时候转过头来看着邱莹莹，眼睛里有光——不是泪水折射的亮，而是一种带着希望又害怕希望落空的、矛盾的、脆弱的亮光。

邱莹莹想了一下，然后笑了。

“如果有，我们就再去买一根冰棍。你吃绿豆的，我吃红豆的。然后坐在台阶上，你念给我听。”

黄婉真没有再说话。她把糖剥开，橘子味在闷热的空气里弥漫开来，香精的味道浓郁得有点发腻，但两个人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黄婉真把糖含在嘴里，鼓起一边的腮帮子，然后重新趴在栏杆上，看着远处海面上的粼粼波光。

“你说他现在在干什么。”她问。这不是一个问句，她说过太多次了，每一次都不是在问——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在想他。我和你在想他。我们一起在想他。

邱莹莹从她手里接过糖纸，把它展平了对着阳光看。橘色的玻璃纸，半透明的，阳光透过它变成了温暖的橙红色，像一小块凝固了的夕阳。她把糖纸叠成一个小小的正方形，放进口袋里。

“可能在搬砖吧。”邱莹莹说，“也可能在给他妈妈做饭。也可能坐在他家门口那棵不知道什么树下面，看天。他可能不知道我们在想他。但他应该知道——那封信已经在路上了。”

那封信确实在路上了。绿色邮筒里的铁皮盒子，胡伯填好邮编的信封，蔡阿姨玻璃罐子后面翻出来的黄山邮票，左手写的歪歪扭扭的字，两页被手汗浸皱的横格纸，七百四十六块三毛钱，一个叫“竹林的蝉”的落款，一个被托付去完成的心愿，和一个不需要回信但依然在等待回信的夏天。

它们都在路上了。

暑假开始的第三天，黄婉真走了。她妈妈坐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来学校接她，摩托车后座绑着一个装菜用的塑料筐，筐沿上还沾着几片烂菜叶子。黄婉真背着书包坐上后座，手里拎着一个装衣服的塑料袋——没有行李箱，没有新书包，只有一个塑料袋。摩托车发动的时候，邱莹莹站在宿舍楼门口朝她挥手。黄婉真也朝她挥手，挥到摩托车拐出校门看不见了，两只手才放下来。

邱莹莹一个人走回空荡荡的宿舍。她和管宿舍的阿姨申请了留校——她爸妈还在广东，她回去也是一个人，不如在学校待着。学校暑假期间允许少数特殊情况的学生留校，但需要每天到传达室签到。邱莹莹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她也没地方可去。

黄婉真走后的第三天，她去传达室看有没有信。

胡伯说没有。

第五天，她又去了。

还是没有。

第十天，她去的时候，胡伯正趴在桌上睡午觉，电风扇对着他的秃顶呼呼地吹，把他仅剩的那圈灰白头发吹得飘了起来。窗台上的铁皮盒子里空空如也，连公函都没有——暑假期间学校不收任何信件。

邱莹莹站在传达室门口，手搭凉棚挡住刺眼的阳光，看了一眼远处的村道。村道被太阳晒得冒出了热浪，空气在地表扭来扭去，像一层看不见的火苗。没有邮递员的影子。没有自行车的铃声。没有从江西来的任何音讯。

她转身走回了宿舍。

第十五天，她自己给自己买了一根冰棍。红豆的。然后坐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一个人吃。冰棍化得很快，汁水沿着手指往下流，她舔了舔手背，发现红豆味没有以前和黄婉真分着吃的时候那么甜。

不是冰棍的问题。是分享让甜味加倍，孤独让甜味减半。

第二十天，她开始给黄婉真写信。没有寄出去——她不知道黄婉真在晋江的具体地址，黄婉真走之前说“等我到了给你打电话”，但学校传达室的电话暑假期间不转接。所以她只是写，写完了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现在已经有三样东西了——化掉的冰棍，黄婉真写给她的信，还有她自己写的没有寄出去的回信。

第一封回信里她写了这样一段话——

“婉真，今天我去传达室了。没有信。胡伯说有信会告诉我，他让我不要每天都来。但我不信他。我觉得他可能看漏了。那个铁皮盒子很深，信有可能掉到角落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去翻一遍。我知道这很傻。”

第二封回信里她写道——

“今天我在操场上看到了一颗青芒果。芒果树不是都被台风刮倒了吗？但这颗是新长出来的。它从一棵还活着的芒果树断枝上冒出来，很小很小，只有拇指那么大，青青的，硬硬的。我看了它很久。我想起胡伯说的那句话——黄星源本来想摘一颗带走的，但他没摘。他说留着吧，等夏天过完了，它们就黄了。这颗芒果是新长的，不是他说的那一颗。但我觉得，如果它在夏天结束之前能变黄，他就会回来。”

第三封回信她只写了一行字——

“我今天吃了两根冰棍。一根红豆，一根绿豆。然后拉肚子了。”

她后来没有把这句话划掉。她觉得黄婉真看到这句话会笑出来。而让黄婉真笑出来，是她觉得暑假里最重要的事。比收到江西的回信更重要。比数学考及格更重要。比她自己开心更重要。

八月的一天，石狮下了一场来去匆匆的雷阵雨。雨很大，但不是台风那种毁天灭地的下法，而是夏天特有的、猛烈而短暂的午后暴雨。雨停之后，天边挂了一道彩虹，从海面这边一直跨到山那边，像一座彩色的桥。操场上的积水映着彩虹的倒影，浑浊的水洼变成了七种颜色，美得不太真实。

邱莹莹跑到传达室去翻铁皮盒子。

铁皮盒子里躺着一封信。

她的心跳停了一拍。

然后她看到了信封上的字——不是左手写的，是印刷体。不是江西来的，是学校教务处寄给王老师的公函。暑假教师培训通知。

她把公函放回铁皮盒子里，走到传达室门口，在门槛上坐了下来。雨后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混着海风吹过来的腥咸。她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看着那道彩虹一点一点地褪色，从浓变淡，从淡变无，最后消失得干干净净。

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对坐在里面看报纸的胡伯说了一句“胡伯我明天再来”，然后走回了宿舍。

胡伯从报纸后面探出头，看着那个女孩的背影消失在操场尽头。他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自言自语了一句连他自己都没听清的话。

信还在路上。

七月寄出的信，经过石狮的邮局，经过泉州的转运中心，经过福建和江西之间无数个不知名的县城和乡镇，在八月初的某一天，被一个骑自行车的邮递员塞进了赣州市于都县某个村庄村口那只歪歪扭扭的绿色信箱里。

而那个坐在石狮海边的女孩还不知道——

回信，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