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寄往江西的信

那封寄往江西的信，是邱莹莹用左手写的。

这听起来像一个间谍故事里的桥段——两个十三岁的女孩躲在宿舍的蚊帐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手电筒的光打在一张从练习册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邱莹莹趴在凉席上，左手握着圆珠笔，一笔一划地写，字歪歪扭扭的，像一群喝醉了酒的蚂蚁在纸上爬。黄婉真盘腿坐在她旁边，手里举着手电筒，光柱稳稳地照着纸面，呼吸声压得极低极低，像是在进行一场需要绝对安静的秘密行动。

用左手写信是邱莹莹的主意。期末考试前的那一周，她忽然在某节自习课上转过头对黄婉真说了一句话：“信我来写。”

黄婉真愣了：“你不是说你文笔不好吗？”

“我不是写内容。”邱莹莹说，“我抄。你把你想说的话写好，我用左手抄一遍。这样就算别人看到信，也认不出是你的字。”

黄婉真盯着她看了三秒钟。邱莹莹以为她会质疑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比如你的左手能写字吗，比如你左手写的字会不会像鬼画符一样谁也看不懂，比如这个主意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但黄婉真没有。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嘴角慢慢浮起一个弧度——不是那种她平时惯用的、带着点聪明人优越感的微笑，而是一种真正的、被什么东西暖到了的笑。

“你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意外。”黄婉真说。

“是好的那种意外还是坏的那种？”邱莹莹问。

“好的。”黄婉真说，“当然是好的。”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黄婉真负责起草信的内容，邱莹莹负责誊写——用左手。那几天下午放学后，两个人哪都没去，就窝在教室里，黄婉真趴在桌上写草稿，邱莹莹坐在旁边看。黄婉真写了撕，撕了写，废纸团堆了满满一抽屉。邱莹莹也不催她，就安静地坐在旁边翻那本已经翻了三遍的《泡沫之夏》，书页都卷了边，封面上的字被磨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白色的纸胎。她翻到某一页停住，盯着书上的一段话看了很久——“他走的那天我没有哭。不是不难过，而是眼泪太轻了，载不动那么重的告别。”她以前觉得这句话很矫情，现在她觉得，写这句话的人大概是真的经历过什么。

最后黄婉真在信里写了七件事。

第一件，是她托他做的事——替她见爸爸最后一面。她说她的爸爸叫黄国良，三年前因肝癌去世，葬在晋江的一座小山上。她说她没能见到爸爸最后一面，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所以她请求他，在他爸爸还在的时候，握着他的手，替他叫一声爸爸，也替她叫一声。因为她没能做到的事，希望有人能替她做到。

第二件，是关于台风那晚的竹林。她说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那天晚上她为什么跑到竹林里去。不是因为躲台风——没有人会在台风天往外面跑，除非她心里已经有一场更大的台风。她说她那天傍晚听他说完所有的事之后，回到宿舍，坐在床上，忽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宿舍的墙壁在向她逼近，天花板在往下压，同学们的呼吸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要把她淹没。她必须出去。她必须去一个能让她喘气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只能是竹林——因为他们第一次真正说话，就是在竹林里。她说后来他走了以后，竹林被台风毁了，她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那个地方太疼了，毁了反而好。

第三件，是道歉。她说对不起，那天在竹林里她碰了他的手，又缩回去了。她说那不是一个拒绝的动作，而是一个被自己的回忆吓到了的动作。她触碰他的那一刻，想到了自己的爸爸。想到爸爸的手在她最后一次见他时，也是这样放在医院的白色床单上，手背上扎着输液针，指节因为消瘦而骨节分明。她忽然就害怕了——害怕再一次失去一个她在乎的人，害怕命运会像带走爸爸一样带走他。所以她的手缩了回去。那不是退缩，是一种创伤后应激反应——当然她信里没有用这个词，她说的是“就像被烫了一下，不是火烫的，是冰烫的”。

第四件，是介绍邱莹莹。她说有一个女生每天早上在走廊上假装系鞋带看他，看了整整一个学期。那个女生是她在这个学校最好的朋友，叫邱莹莹——邱少云的邱，莹是荧光色的莹。她说邱莹莹傻、笨、一根筋，但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她说台风那晚她跑出来找她，脚被竹子扎破了流了好多血也没喊疼。她说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能不能假装不经意地走到六班门口，跟邱莹莹说一句话——什么话都行，哪怕是“借过”也行。因为有些人，你只要跟她说一句话，她就能记一辈子。

第五件，是钱。她说铁盒里的钱是她攒了三年的压岁钱，一共七百四十六块三毛。她本来想攒够一千块给自己买一辆自行车——不是那种女式弯梁的，是山地车，有变速器的那种，骑起来很帅。但是她觉得他比她更需要这七百四十六块三毛。她说这不是施舍，也不是同情，是一个朋友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能拿出来的全部。她说他没有权利拒绝，因为这些钱不是给他的——是给他妈妈的。他妈妈在医院陪了那么久的床，一定很累。用这些钱给他妈妈买点好吃的，买件新衣服，或者买一张从江西来石狮的车票，回来看看他读过书的地方。

第六件，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爸爸走的时候疼不疼？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任何铺垫，就那么直接地、突兀地放在了第六件事的开头。她说她自己的爸爸走的时候，她不知道他疼不疼。她没有见到最后一面，没有人告诉她细节，她妈妈把一切都藏了起来，像藏一个肮脏的秘密。但越是不告诉她，她就越是想知道。所以她问他——你爸爸走的时候疼不疼？如果他疼，你能不能告诉我他疼成什么样？如果你不想回答也没关系，我理解。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最后一刻叫他爸爸？你有没有握着他的手？你有没有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十岁小女孩完成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第七件，是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就在某个夏天，来石狮看看海吧。”

黄婉真把草稿递给邱莹莹的时候，手指在发抖。那密密麻麻的两页纸，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不是用墨水写出来的，是用骨头里的髓写出来的。邱莹莹接过稿纸的时候看见黄婉真的指尖是白的，被笔杆压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子，像一个刚刚卸下重担的人肩上的勒痕。

“你不看一遍？”黄婉真问。

“我等会儿抄的时候再看。”邱莹莹说。

她撒谎了。她只是想找个借口把脸埋进纸里——因为她怕黄婉真看到她眼眶里正在打转的东西。

那天晚上熄灯之后，邱莹莹打着手电筒趴在床上，开始用左手抄信。她选了黄婉真睡着以后的时间——不是怕被管宿舍的阿姨发现，而是她不想让黄婉真看到她抄信时的样子。因为每抄一句，她都要停下来，盯着那些字发一会儿呆。

“……碰了他的手，又缩回去了。那不是一个拒绝的动作，而是一个被自己的回忆吓到了的动作。”

邱莹莹抄到这一句的时候，手电筒的光抖了一下。她停下来，把脸埋进枕头里，闷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继续抄。

“……有一个女生每天早上在走廊上假装系鞋带看他，看了整整一个学期。她是我在这个学校最好的朋友，叫邱莹莹。”

抄到这一句的时候，邱莹莹忍不住无声地笑了。黄婉真还真是什么都敢写。把她的名字写进信里，寄给一个她暗恋了一整个学期却只跟她说过不超过十个字的男生——这件事放在两个月前，大概会让她羞耻到想把自己埋进操场上的煤渣跑道里。但现在她不在乎了。不是因为她不喜欢黄星源了，而是因为有一件事变得比喜欢他更重要——帮黄婉真完成这个心愿。黄婉真曾经因为想到她而收回了手，她欠黄婉真一个偿还。虽然黄婉真从来没有要求过她偿还，但友谊这件事，从来不是欠了才还，而是因为在乎所以心甘情愿。

抄到第六件事那两个问题的时候，邱莹莹的左手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手腕在发抖，每一个字都越写越歪，但她没有停。她咬着嘴唇，把笔握得更紧了，笔杆在指节上压出了又一道红印子。她从来没有用左手写过这么多字——她甚至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左手可以写字。但今天她做到了。原来一个人为了帮朋友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是可以做到自己以为做不到的事情的。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就在某个夏天，来石狮看看海吧。”

最后一句抄完，邱莹莹放下笔，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信纸被她握得微微发皱，边角沾了一小块手汗洇湿的印子。她把它摊平，用英语书压住四个角，关掉手电筒，在黑暗中躺了下来。

蚊帐在头顶微微晃动着。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了一半，光影从窗户投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个模糊的银白色的框。她听到对面下铺翻了一个身——黄婉真也没有睡着。但她们都没有说话。有些夜晚是不需要语言的，就像有些话是不需要说出口的。沉默本身已经足够响亮了。

第二天一早，她们去传达室寄信。

传达室的老头姓胡，大家都叫他胡伯。胡伯大概六十来岁，秃顶，剩下的一圈头发是灰白色的，常年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原色的蓝色中山装。他的工作很简单——接电话、收快递、给各个班级分发报纸。传达室有一部黑色的座机电话，放在窗台上，电话线缠成一团乱麻。窗台上有厚厚一沓落满灰尘的信件和明信片，都是寄给已经毕业了的学生的，无人认领，被太阳晒得褪了色，像一个无人问津的记忆堆积站。

“胡伯，寄信。”邱莹莹把那封信从口袋里掏出来。她掏的时候很小心，像是掏一件易碎品。

胡伯从老花镜上方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站在她身后的黄婉真一眼。“寄哪里？”

“江西。”黄婉真说。

胡伯把老花镜摘下来，用镜腿指了指窗台上一个落满灰的邮资表。“江西哪里？江西大了去了。九江？南昌？赣州？你总得有个地址吧？”

黄婉真愣了一下。她确实不知道具体地址。她只知道黄星源老家在江西，但江西哪个市、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她一概不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缺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地址。

“我们——”邱莹莹接过话头，“我们是寄给一个同学的。他转学走了，我们不知道具体地址，但学校应该有他老家的联系地址吧？三班。初一三班。黄星源。”

胡伯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上，盯着邱莹莹看了好一会儿。那目光很复杂——不是凶，也不是怀疑，而是一种老年人独有的、见过了太多世事之后才有的审视。他的眼珠有一点浑浊，瞳仁边缘泛着一层淡淡的灰蓝色，但邱莹莹觉得那层浑浊背后的东西是清澈的，清澈到能看穿她们心里所有的秘密。

“初一三班。”胡伯重复了一遍，把这三个字在嘴里嚼了嚼。然后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破旧的牛皮纸档案袋，封面上写着“学生档案”四个毛笔字。他打开档案袋，用手指蘸了蘸舌头，一页一页地翻。纸张发黄发脆，边缘打了好几个卷，翻动的时候发出干涩的沙沙声，像一个老人在清嗓子。

黄婉真站在邱莹莹身后，双手交叉握在身前，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裙摆的一角。邱莹莹感觉到她的紧张像一股电流从她身体里传到空气中——因为她自己的心跳也加速了。

翻到某一页的时候，胡伯停住了。他低头看了看，又抬起头看了看面前两个女孩，然后又低头看了看。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很快又展开了。

“黄星源。初一三班。家长电话留了一个——”他报出一串数字，又翻了翻，“户籍地址也有。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

黄婉真的手从裙摆上松开了。她无声地吸了一口气，眼眶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邱莹莹赶紧从书包里掏出纸笔，把那个地址记了下来。字写得飞快，笔画全连在一起，但她确定自己能认出来。

“谢谢胡伯！”邱莹莹说，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胡伯把档案袋合上，放进抽屉里。他摘下老花镜放在档案袋旁边，看着邱莹莹和黄婉真。他用那副老花镜的镜腿敲了敲桌沿，节奏很慢，像某种古老的暗号。

“那个娃儿——”胡伯忽然开口了，声音干哑得像砂纸，“台风天走的那天早上，是你们谁送的信？”

黄婉真和邱莹莹同时僵住了。

胡伯没有等她们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他走之前来传达室打过一个电话。打给他妈的。他问他妈，爸还在不在。他妈说还在。他说好，我马上就回来。挂了电话以后他在这儿站了一会儿，我看到他站了好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白白的那种信封——放在窗台上，又拿起来，又放下。来来回回好几趟。”

胡伯停了停。传达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动，咔哒咔哒咔哒，像一颗缩微的心脏在跳。窗外有一棵被台风打歪了的凤凰树，影子斜斜地投在窗台上，像一道永远扶不正的门框。

“最后他问了我一句话。”胡伯说，“他问，胡伯，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

邱莹莹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猛地跳了一下，撞得肋骨生疼。

“我说有。”胡伯说着，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露出一个只有老人才有的、把往事嚼烂了咽下去又反刍出来的笑，“他说，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我说，就是你会想给她写信的感觉。”

黄婉真低下了头。她的下巴抵着锁骨，头发垂下来遮住了整张脸。邱莹莹看不到她的表情，但她看到黄婉真的肩膀在轻轻地、有节奏地起伏——她在调整呼吸。那呼吸的频率和她每次在面对某种巨大情绪时一模一样。

胡伯看着她们两个，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上，拿起窗台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茶。茶水已经凉了，杯壁上的茶垢厚得像一层深褐色的釉。

“信放这儿吧。”他说，“我帮你们填邮编。江西于都的邮编，我熟。”

“您怎么——”邱莹莹话说到一半就止住了。她想问“您怎么知道于都的邮编”，但她忽然意识到，一个在传达室坐了几十年的老人，大概帮无数个学生寄过无数封信。那些信里，大概也有寄往江西于都的。也许不止一封。也许有一个故事。也许他刚才说的“有”，不只是一个字。

邱莹莹把那封用左手写成的信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信封是黄婉真选的——白色的，没有图案，最普通的那种，一角钱一个。信封上的字是邱莹莹用左手写的，歪歪扭扭的，像一群找不到家的小蝌蚪。收件人：黄星源。寄件人：两个在石狮等你看海的女生。

没有写真实姓名。她们商量过的——不能写真名。万一信被他妈妈看到，万一他妈问“黄婉真是谁”，万一村里的人七嘴八舌——她们不想给他添任何麻烦。所以寄件人那一栏写的是一个代号，一个只有黄星源能认出来的代号。

“竹林的蝉。”

胡伯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又看了一眼邱莹莹。“左手写的？”

邱莹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嗯。”

“怪不得。”胡伯说，没有追问原因。他把信拿起来，放进一个装待寄信件的铁皮盒子里。那个盒子已经有不少信了——大多是学校通知之类的公函，牛皮纸信封，盖着学校的红章，工整而冰冷。那封歪歪扭扭的信躺在它们中间，像一群灰鸽子里面混进了一只白蝴蝶。

“两个女娃子。”胡伯盖上铁皮盒子的盖子，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信会寄到的。但是人会不会回来，这个不归邮局管。”

他说完这句话就低下头继续看他的报纸了。报纸是昨天的《石狮日报》，头版头条写的是“全市生产自救，台风灾后重建有序推进”。他翻了一页，报纸哗啦啦地响。

邱莹莹和黄婉真站在传达室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黄婉真说了一句“谢谢胡伯”，然后拉着邱莹莹的手转身走了。走出两步，身后传来胡伯的声音，不急不缓的，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叮嘱——

“那个叫黄星源的，走的那天在传达室外面站了很久，你们知道他在看什么吗？”

邱莹莹和黄婉真同时回过头。胡伯的报纸挡住了他的脸，只露出半个秃顶和一圈灰白的头发。

“他在看操场边那几棵芒果树。台风来之前，树上结了好多青芒果。他说他本来想摘一颗带走的。但他想了想，又没摘。他说——留着吧，等夏天过完了，它们就黄了。”

胡伯把报纸翻到下一页，像是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后面的他也不知道了。

邱莹莹和黄婉真走出传达室的时候，太阳正正地照在操场上。操场边那几个被锯掉的芒果树留下的大坑还在，坑里的积水被太阳晒得蒸腾出白蒙蒙的热气。断口上的木茬是惨白色的，边缘已经晒干了，裂出一道道细密的纹路，像一张张合不拢的嘴。她忽然想——黄星源说的那些青芒果，大概已经在台风里被吹掉了。它们没有等到黄的那一天。

但这封信也许会等到回音。

“你觉得他会回信吗？”邱莹莹问。

“会。”黄婉真说，然后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语气从刚才的斩钉截铁变成了不确定，“可能吧。希望会。”

“他收到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邱莹莹开始想象，“大概刚从工地回来，身上全是灰，手是黑的，然后他妈妈递给他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左手写的，歪歪扭扭的。他肯定一眼就认出来不是你的字——你字那么好看。但他肯定也知道，为什么不是你的字。”

黄婉真没有说话。她低着头走路，每一步踩在水泥地上的间隔完全相同。

“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傻？”邱莹莹又说，“寄七百四十六块三毛钱，还有一封左手写的信。万一他已经把我们忘了呢？”

“不会的。”这次黄婉真的声音很坚定。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说过。”黄婉真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邱莹莹。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把她的轮廓勾勒得很清晰——瘦瘦的肩膀，长长的脖子，微微昂起的下巴。“台风前一天他来找我，跟我说他要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谢谢你们。”

邱莹莹的心脏漏了一拍。“你们”这个称谓里，有她。有那个每天早上在走廊上擦栏杆的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