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漫长的夏天

初二下学期开学的那天，邱莹莹在宿舍门框上发现了一道新的划痕。

不是她刻的。是上一届住在这个宿舍的学姐留下的，划痕旁边用圆珠笔写着“1997级林小燕 151cm”。那道划痕比邱莹莹的身高高出一截，她踮起脚尖才勉强够到。黄婉真从她身后走过来，用手比了比她的头顶和划痕之间的距离，然后说了一句让邱莹莹想把她按在床上打的话：“还差三厘米。”

“你也没比我高多少。”邱莹莹不服气。

“两厘米也是高。”黄婉真转着手里的圆珠笔，嘴角挂着那种让邱莹莹又爱又恨的聪明人微笑。

这是初二下学期，也是她们和黄星源通信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她们十五岁了。十五岁的邱莹莹不再在走廊上假装系鞋带——不是因为走廊没有了，而是因为她已经不需要那个借口了。想看楼下的时候她就直接看，光明正大地看，谁路过就看谁，看完了还要点评一句“这个男生的发型像被狗啃过”。黄婉真说她的嘴变刻薄了，她说那是跟你学的。黄婉真想了想，居然没有反驳。

初二分班了。这是凤里中学的传统——初一的班级打散重新分，据说是因为初二开始要分层教学，实际上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也许只是为了让学生们在初中三年里至少换一次座位，至少体验一次“失去”和“重新开始”。邱莹莹分到了初二四班，黄婉真分到了初二六班。她们不在一个班了。

分班表贴出来的那天，邱莹莹站在公告栏前面看了很久。她先在四班的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邱莹莹，排在中不溜的位置，夹在一群她不认识的名字中间。然后在六班的名单上找到了黄婉真——黄婉真，排在第一个，大概又是按成绩排的。她们的名字之间隔着两张纸的距离，中间是一整个五班的名单。

邱莹莹盯着那两张纸看了很久，久到身边看榜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久到黄婉真从人群里挤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

“不在一个班。”邱莹莹说，声音有点闷。

“不在一个班。”黄婉真重复了一遍。

“你不在我旁边我上课睡觉谁帮我看着老师？”

“你自求多福。”

“你不在我旁边我数学不会做抄谁的？”

“你该学会自己做了。”

“你不在我旁边我吃冰棍谁跟我分？”

黄婉真沉默了两秒钟。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五毛钱，塞进邱莹莹的手心里。“每天买冰棍的时候，吃一半，留一半。留的那半就当是我吃的。”

“那剩下一半会化。”

“化了就化了。化了也是我吃的。”

邱莹莹低头看着手心那枚五毛钱硬币。硬币被黄婉真的体温捂得温温热，边角已经被磨得有点光滑，大概是揣在口袋里揣了很久。她把硬币攥紧，抬起手背蹭了一下鼻子。她不想哭——分班而已，又不是生离死别，还在同一个学校、同一栋教学楼、同一个食堂吃饭、同一间宿舍睡觉。但有些难过是不讲道理的。它不问你合不合理，不问你值不值得，它就那么堵在胸口，像一个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棉花团。

“那说好了。”邱莹莹把硬币塞进自己口袋里，“每天中午一起吃饭。你不许跟六班的人先吃。”

“好。”

“晚上一起回宿舍。”

“好。”

“周末一起去传达室看有没有信。”

“好。”黄婉真说，然后顿了一下，补了一句，“如果有信，还是一起拆。”

黄星源的信来得越来越规律了。大概是因为他的生活慢慢稳定了下来——工地的活计不再像最开始那样有一搭没一搭，夜校的课程也步入了正轨，他有了固定的休息日，也有了固定的写信时间。信的内容从最初的报平安变成了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录，有时候还会在信里夹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一片压干了的江西的枫叶、一张工地上发的安全培训合格证的复印件、一块用砂纸打磨得光溜溜的小木片。每一封信的结尾都会问一句“你们好不好”，好像这是整个通信仪式里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笔，少了这一笔信就不完整。

初二下学期的第三封信，是三月初到的。那天邱莹莹和黄婉真照例在传达室门口碰头——这是分班之后她们约定好的新规矩：谁先拿到信都不许一个人拆，必须等到另一个人来。胡伯看到她们俩一前一后跑过来，老远就把信举在手里晃了晃，说“江西的，刚到”。胡伯现在已经不問“你们谁寄的”了，也不问“江西来的信怎么都是写给你们俩的”。他什么都不问。他只是每次都把信放在铁皮盒子的最上面，方便她们来拿。有时候他还会在信封角上用铅笔写一个小小的“已到”和日期，好像怕她们错过了。

她们拆开信，头挨着头站在传达室门口读。

“黄婉真邱莹莹：

春天了。江西的春天比石狮冷，但是花开得很好。工地旁边的山上开了很多映山红，就是那种粉红色的花，一开一大片，远远看过去像着了火。我给你们摘了几朵，夹在信里，不知道会不会压坏。

夜校的课越来越难了。这学期开了物理，我完全听不懂。老师讲什么‘牛顿第一定律’，说物体在不受外力的时候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我在想，那人呢？人是不是也这样——如果没有外力推你，你就会一直停在原来的地方。但如果有外力推你，你就会改变方向。那个外力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我爸走了是坏事，但它推着我往前走了一大步。你们呢？你们有没有被什么东西推着走？

工地上的活少了一些，说是经济不好，开发商没钱了。工头说可能下半年要换个地方干，也许去广东，也许去浙江。还没有定。定了就告诉你们。

对了，门口的芒果树上个星期开了好多花。白色的，很小一朵，但是很香。今年应该会结很多芒果。等黄了，我给你们寄几个过去。这次是真的黄的，不是青的。

你们也要好好的。

黄星源

3月2日于都”

邱莹莹读完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翻信封里面。果然有几朵压干了的映山红，花瓣薄得像蝉的翅膀，颜色已经褪成了淡紫色，边缘碎了一点，粘在信封的内侧。她把花瓣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放在手心里，花瓣轻得像不存在，上面的纹路还清晰可见，像一张微缩的河网地图。她想起黄星源在信里描述的那个画面——山上一大片粉红色，远远看过去像着了火。她没见过映山红。石狮没有山，只有海。但她觉得她看到了。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信里的每一个字拼凑出来的。

“物理。”黄婉真合上信，若有所思地说，“他说他听不懂物理。”

“你物理学得好。你可以教他。”邱莹莹说。

“怎么教？寄信教？一道题来回半个月，等他收到解答的时候已经学到下一章了。”

“那就写信讲思路。公式他看不懂，但思路总能看懂吧。你不是最擅长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吗？你给我讲数学的时候就是那样的。”

黄婉真想了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圆珠笔，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字：“下封信教你牛顿第一定律。”

邱莹莹看着那行字笑了。“你真要写信教他物理？”

“他都说听不懂了，我总不能不管。”黄婉真的语气很平常，好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任何多余的意味。但她在信封上写字的时候，笔尖用力得几乎戳破了纸。

此后，她们的每封回信里都会多出一页纸——是黄婉真写给黄星源的“夜校辅导笔记”。她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解物理概念，牛顿第一定律被她比喻成“人在工地推车”来说明，电路的串联和并联被她说成“食堂打饭排两队还是一队”的区别。每一页都配了手绘的示意图，图旁边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批注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完全不像物理老师会说出来的话——“这地方考试不考，但生活中很有用”——好像她不是在教物理，是在教他怎么在现实世界里活得更顺手。邱莹莹有时候会凑过去看她写的东西，看完以后感叹一句“你将来适合当老师”。黄婉真头也不抬地说“我想当工程师”。邱莹莹想了想说那也可以，工程师也可以教物理。黄婉真终于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笔在手指间转了一圈，说：“你将来想干什么？”邱莹莹说：“不知道。反正不会是数学老师。”黄婉真笑了。

初二下学期的日子像被快进了的磁带，不知不觉就到了期末。分班之后的第一个学年，邱莹莹的成绩奇迹般地又进步了一点——数学考了七十一分，虽然还是不高，但已经不在倒数的行列了。她的新班主任在期末评语里写了一句话：“该生进步明显，学习态度有所改善，希望能继续保持。”邱莹莹看到“进步明显”四个字的时候激动得把评语给黄婉真看了三遍。黄婉真看完以后说“下学期争取七十五”，邱莹莹说你能不能不要永远都在看下一步，这一步已经很好了。黄婉真愣了一下，然后说“你说得对”。这是邱莹莹第一次看到黄婉真在“往前看”这件事上认输。

夏天来了。

石狮的夏天还是老样子——热得人发疯，海风湿湿黏黏地吹在身上不会凉快只会更闷，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被太阳晒得冒出了淡淡的橡胶味。芒果树残桩旁边那棵新长出来的芒果苗已经长到了半人高，叶子绿得发亮，树干还太细，撑不住任何果实，但它已经是一棵货真价实的树了，不再是一根插在泥土里的小枝。传达室的芒果猫成功地从一只肥猫变成了一只更肥的猫，胡伯给它买了一个专用的小风扇，放在窗台上对着它吹，它每天趴在风扇前面，毛被吹得往后倒，露出眼睛和鼻头，看起来像一只微型的橘色狮子。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邱莹莹和黄婉真收到了黄星源的第六封信。这封信比之前的任何一封都短，短到只有半页纸，字迹也比平时潦草，像是赶时间写出来的。信纸的边角沾了一块淡黄色的污渍——不知道是茶水还是汗，闻起来有一点点咸味。

“工地停工了。开发商跑了，工钱还没结。工友们一起去劳动局告，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追不回来的话，这几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不过没事。工头说广东那边有个新工地，下个月开工。我等这边的事处理完就过去。

夜校可能要停一阵。广东那边的工地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夜校。有的话继续上，没有的话就自学。反正有婉真的笔记，自学也能跟得上。

你们暑假有什么打算？石狮的夏天很热，少在外面跑，会中暑。

芒果黄了三个。我摘了一个吃了，很甜。另外两个我让我妈用报纸包好放起来了。如果你们暑假来江西，就能吃到。暑假来不了的话，我等秋天托人带过去——邮局不给寄水果，但我认识一个老乡在泉州打工，过年回来的时候可以帮我带。

先这样。

黄星源

6月25日于都”

邱莹莹读完信，好一会儿没说话。工钱没结。开发商跑了。夜校要停。他又要换地方了——从江西到广东，又是一个陌生的省份，一个陌生的工地，一群陌生的人。他说“不过没事”，但这句话恰恰说明了有事。黄星源只有在真有事的时候才会说“没事”，就像他在他爸走的那天早上对黄婉真说“我不怕”，其实怕得要死。

“他在江西好歹还有他妈在家。”邱莹莹说，声音闷闷的，“去了广东就什么都没有了。”

“广东有工钱。”黄婉真说，语气很冷静，“他在江西的工地已经没活了，留下来也没有收入。去广东不是选择，是必须。他妈还要靠他养，家里的债还没还完。他不能停。”

黄婉真总是这样的。她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把所有的因果都理得明明白白，然后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来，好像那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现实只是一道数学题——有已知条件，有解题步骤，有正确答案，只要一步一步来，就能解出来。但这一次她说完之后，把信纸翻了過來，在背面空白的地方写了两行字。不是物理笔记，不是解题思路，是她写给黄星源的回信草稿。第一行——“别说什么没事。有事就说。”第二行——“广东那边如果找到夜校，告诉我地址，笔记继续寄。”

她写第二行字的时候，笔尖在“继续”两个字上加重了力道，几乎是把这两个字刻在了纸上。

暑假开始了。

黄婉真又去了晋江她妈那里帮忙，走的时候和去年一样——摩托车后座绑着菜筐，她坐在后面，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不同的是今年她没有再让邱莹莹担心“会不会一个暑假都联系不上”——她妈在市场管理处的电话她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写在一张纸条上塞给了邱莹莹。“有事就打电话。打不通就多打几次。上午一般在摊位，下午可能在仓库。”她把每一个可能联系到她的时间和地点都列得清清楚楚，像一个在出发前就把所有应急预案都想好了的指挥官。邱莹莹接过纸条的时候觉得这不像一个十五岁女孩的字条，更像一份军事简报。

邱莹莹留校。这是她第三个独自在学校度过的暑假，她已经习惯了。去年她还会每天去传达室翻铁皮盒子，翻得胡伯都烦她，今年她学会了隔天去一次。去年她会一个人坐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吃冰棍，吃到眼泪汪汪地想黄婉真。今年她还是会坐在台阶上吃冰棍，但吃的时候不哭了——她会盯着远处海面上闪烁的波光发呆，想一些有的没的事情。比如初二四班那个坐在她后面的男生为什么总是用圆珠笔戳她的背，比如黄星源到了广东会不会水土不服，比如黄婉真在晋江菜市场帮妈妈搬菜筐的时候手会不会磨出泡，比如人为什么总是在夏天经历最重要的事——相遇在夏天，离别在夏天，重逢在夏天。台风在夏天，芒果黄了在夏天，海风最咸的时候也在夏天。好像所有值得被记住的事情都挤在六七八月里发生，剩下的月份只是用来等待下一个夏天的到来。

七月中旬，她去传达室打电话给黄婉真。电话响了五声才有人接——不是黄婉真，是菜市场管理处的那个阿姨。阿姨在电话那头扯着嗓子喊“黄婉真——电话——”，然后是漫长的等待，背景音里有剁肉的咚咚声、讨价还价的闽南话、摩托车喇叭的滴滴声、小孩哭闹的尖叫声。等黄婉真终于拿起话筒的时候，邱莹莹觉得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

“你暑假回来吗？”邱莹莹问。

“八月二十号左右。”

“那还有一个多月。”

“怎么，想我了？”

“没有。就是问问。”邱莹莹嘴硬，但握着话筒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塑料话筒被她的掌心捂得发烫，听筒里传来黄婉真轻微的呼吸声和菜市场永不停歇的嘈杂背景音。

“撒谎。”黄婉真在电话那头说，声音被菜市场的嘈杂背景音压得有些模糊，但语气里的笑意清清楚楚，“你要是真的不想我，不会专门打这个电话。”

邱莹莹没有反驳。因为她确实想她了。她们从初一开始住同一间宿舍，每天早上一起起床一起洗漱一起去教室一起回宿舍一起分吃同一根冰棍，三百六十五天里有三百六十天都在一起。暑假两个月不见，对她来说就像一只鸟被人从翅膀底下抽走了一团最暖和的羽毛。不是不能飞，是飞的时候总觉得有一边是凉飕飕的。

“对了，”黄婉真忽然压低了声音，“你帮我去传达室看看有没有信。黄星源上次说要去广东，不知道到了没有。算算时间，他要是到了应该会写信报平安。”

“我昨天刚去看过，没有。”

“那你明天再去看。到了给我打电话。”

“打不通怎么办？”

“打到通为止。”黄婉真说，语气又恢复了她惯有的那种不容置疑，“他一个人在广东，谁也不认识。收到我们的信，至少能让他知道——他不算是一个人在那里。”

邱莹莹握着话筒，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觉得黄婉真和黄星源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她最初的理解范围。最初她以为那是暗恋——一个女孩子偷偷喜欢一个男孩子，简单直白，就像她自己的暗恋一样。后来她以为那是同病相怜——两个失去父亲的人互相取暖，彼此理解，不需要语言就能懂得对方的痛。再后来她发现那是一种更深的东西——是承诺，是托付，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寄托了对逝去亲人的全部想念。而现在，她觉得那又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是什么呢？她说不上来。像两根平行生长的藤蔓，在不同的土壤里扎根，在不同的方向上攀爬，但始终隔着千山万水保持着相同的生长节奏。他上夜校她就写笔记，他换工地她就找新地址，他说“有事”她就说“别瞒着”，他说“芒果黄了”她就说“留着”。这种关系不需要任何标签来定义。不是友情、不是爱情、不是亲情——或者说，它同时包含了这三者，又超越了这三者。它是台风夜的竹林里那双手缩回去又伸出来之间，所包含的一切。

“好。”邱莹莹对着话筒说，“明天我去看。有信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没有信。第三天也没有。第四天，邱莹莹去传达室的时候，胡伯正在给芒果猫喂猫粮，看到她走进来，不等她开口就摇了摇头。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整整一周没有信。邱莹莹开始紧张了。黄星源以前从来没有隔这么久不写信——即使在工地最忙的时候，他也会想办法挤出几行字报个平安。她给黄婉真打了三个电话，每次都是那句话——“还没有”。黄婉真在电话那头的声音一次比一次沉，最后一个电话里她沉默了将近十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话。

“广东那边可能寄信不方便。工地刚开工，地址还没定。”

“对。”邱莹莹赶紧附和，“肯定是地址的问题。他不知道新工地的地址怎么写，所以先不寄。等安顿好了就会寄。”

“嗯。”

她们都在用最合理的解释来安慰对方。但两个人都不傻。她们知道黄星源是什么样的人——他就算没有地址，也会想办法借个邮筒写封信，哪怕只写“到了”两个字。不写信只有一个原因——他不想让她们担心，而让他不想让她们担心的事，绝对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