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两点，林默准时出现在镜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沈渡在门口等他。没有穿警服，还是那件深灰色夹克，左手无名指的刀疤在日光灯下泛着旧伤痕特有的蜡白色。他和林默握了个手，手掌干燥有力，和前两次一模一样。

“这边走。”沈渡说，转身带他穿过走廊。

走廊两侧的墙上挂着历年优秀干警的照片，玻璃框擦得很干净。林默一边走一边扫了一眼——没有沈渡。以沈渡的资历和职位，按理说应该在墙上。他不在，要么是自己拒绝了，要么是被拿下来了。

沈渡推开一间会客室的门。不是审讯室——没有单向玻璃，没有铁椅子，没有墙角的摄像头。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两把椅子，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会客室。不是审讯室。但林默知道，在这种地方进行的问话，往往比审讯室更危险。因为对方希望你放松。

“坐。”沈渡指了指沙发，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在对面。茶几上放着一杯已经凉掉的白开水，是给林默准备的。

林默坐下，没有喝那杯水。不是怕水里有东西——沈渡不会蠢到在自己地盘上做这种事。他不喝是因为没必要。他的身体不需要水，他上次喝水是宋知意递的那瓶，喝了是因为她在看。

“今天找你，主要是想核实几个细节。”沈渡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林默看了一眼——本子很旧了，页角被翻得卷了边，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沈渡从口袋里掏出眼镜戴上，镜片后面的眼神比平时更聚焦。

“赵勇死的那天晚上，你在哪里？”

“在天穹商务区。”

“具体位置？”

“衔月塔附近。”

“赵勇死在天台上。他的手下说你当时也在天台上。”

“是。”

“为什么去天台？”

“想跳楼。”

沈渡的笔尖顿了一下。他抬头看林默，镜片反光挡住了他的眼神。他说：“你没有跳。”

“赵勇来了。然后他倒下了。我觉得他可能有心脏病。后来急救车来了，我就走了。”林默的表述简洁、平稳，每个句号都在该落的位置落下，没有多余的解释，也没有刻意的简化。

“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跟警方说一声？你是目击证人。”

“我怕说不清楚。”

“什么叫说不清楚？”

“我欠他钱。他死了。我怕你们觉得是我杀的。”

沈渡把笔放下，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不是累了——是一种“正在重新组织进攻路线”的微表情。他说：“你欠他钱。他死了。理论上，你有杀人动机。”

“有。但我没有杀他。他是自己倒下去的。”

“倒下去之前，你们有身体接触吗？”

“没有。”林默说。然后他反问，“如果有，法医会在赵勇身上找到我的指纹或者皮屑组织。你们找到了吗？”

沈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是“没有”。赵勇的尸体做过完整的尸检，没有任何外伤，没有毒物残留，没有防卫伤，没有任何可以指向他杀的物证。这是沈渡最无法突破的一点——法医报告清清楚楚地写着“死因：多器官功能急性衰退，具体原因不明”。方静在报告上签了字，就签在“不明”两个字旁边，笔迹冷静而无奈。

“换个话题。”沈渡把眼镜重新戴上，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马骏失踪之前，最后一次和外界联系是打给你的电话。你说他在电话里问你借钱。但通话记录显示，那天下午马骏的手机打出了三个电话——一个是打给你的，一个是打给一个棋牌室的座机，一个是打给他母亲的。你的通话时长是十七秒。十七秒够不够一个老朋友问候寒暄再开口借钱？”

林默没有回答。

“十七秒。”沈渡重复了这个数字，“够说多少句话？以你的语速，大概三句。‘最近怎么样’——这是第一句。‘能借我点钱吗’——这是第二句。‘那算了’——这是第三句。或者更短。也许只有两句。”

“那天通话很短。他还没来得及多说几句。”

“然后他就挂了？”

“他听起来很急。说有人在找他，不能多说。”

“谁在找他？”

“他没说。”

沈渡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林默。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肩膀上，在木地板上投下一个斜斜的影子。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十三岁。跟她妈住。”

林默没有接话。这个话题转折太突然，但沈渡的语气不像是闲聊。他在说一件和林默无关、和林默有关的可能有关的事。

“去年她过生日，我答应带她去游乐场。结果那天早上出了个案子，我去现场，一待就是十八个小时。晚上十点才想起来给她打电话。她没接。后来她妈告诉我，她在游乐场门口等了我两个小时。”沈渡转过身，看着林默，“你觉得她会原谅我吗？”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