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底，林默开始执行干预计划。

不是主动出击。是在沈渡的追查路径上放置路标，引导他走向错误的方向。他在四个人的记忆里交叉检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周成，六十岁，退休电工，独居，无亲无故。周成在老钱常去的那家棋牌室打过几次麻将，和老钱有过几面之缘。更重要的是，周成患有晚期肝硬化，三个月前被社区医院转诊到市人民医院，主治医生在病历上写过“预后不良”。这个人迟早会死，林默只是需要让他的死看起来和之前的模式一致。

具体做法很简单：他在周成常去的社区公园和他“偶遇”了一次。周成坐在长椅上喂鸽子，鸽子灰扑扑的，和周成身上那件洗到发白的老头衫一个颜色。林默坐在他旁边，递了一根烟。周成接了。两人聊了二十分钟——聊的是天气、鸽子、公园里新换的健身器材。周成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咳嗽，痰里带血丝，他自己不当回事。林默在这二十分钟里没有掠夺他，只是碰了碰他的肩膀。不是掠夺——是留下印记。他只在周成身上取走了极微量的时间，刚好够让周成的生理状态在接下来两周内缓慢下滑，最终在某个无法追溯具体原因的时刻死于“肝功能衰竭”。法医会看到的是一个肝硬化晚期患者的自然病程终点，而不是一个被掠夺过的空壳。

他没有当场完成掠夺。他不需要。周成剩下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他只需要等待，等周成在医院里自然死亡，然后让沈渡自己去发现周成和棋牌室之间的关联。一旦沈渡把周成纳入他的调查范围，他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死胡同——一个自然死亡的老人，与其他案件只有极其微弱的间接关联。这种死胡同会消耗他的精力、时间，以及他对自身判断力的自信。

这是他送给沈渡的第一份礼物。

十月的最后一天，林默坐在书店门口，手机屏幕亮着。一条短信，发件人是一个没有存名字的号码，但林默记得那串数字。李秀兰——马骏的母亲。短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小林，你好。我回老家了。骏骏还没找到。警察说他可能是自己躲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躲，但他一定有自己的原因。谢谢你帮我找他。你在镜海要好好的。”

他看了几遍。然后他把手机放进口袋。抬头看巷子尽头的那片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用了太久没洗的抹布。他不欠李秀兰任何东西。他帮她找儿子是因为沈渡在看他。但现在沈渡已经不再是他需要应付的唯一变量。这条短信让他想起了一个他还没归类的情感残留——在马骏的记忆里，有一个片段反复出现：马骏七岁，发烧四十度，李秀兰背着他走了八里山路去镇上的卫生院。马骏在她的背上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妈”，李秀兰回了一句“妈在呢”。那天晚上马骏退烧了，李秀兰却累倒了，在卫生院的走廊里坐了一整夜。马骏后来在电话里对母亲说谎的时候，每次挂完电话都会想起这个晚上。每次想起都会沉默很久。然后继续赌。

林默不知道这段记忆为什么还在。他掠夺过的记忆都在——赵勇的，刘国栋的，老钱的，马骏的。但他已经开始不再下意识地回避其中的某些片段。不是因为和解，是因为累积太多之后，他已经懒得分拣。就像一个人住在一间从不打扫的房间里，刚开始还会把垃圾踢到角落，后来角落堆满了，就不再踢了，直接从垃圾上跨过去。

他把手机放在床头，闭上眼睛。天花板上那块水渍在黑暗中无声地扩散。

周六下午，宋知意忽然约他去弦月湾。

“海边？为什么？”林默坐在书店门口的椅子上，膝盖上摊着金融期刊，抬起头看她。

“因为今天是周末。因为天气好。因为我来了镜海三年从来没去过弦月湾。”她站在书店门口，背着帆布包，头发没有盘，散在肩膀上，比他刚认识她的时候长了很多。她还涂了一点口红——很淡的颜色，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但他注意到了。

“弦月湾很远。坐公交来回三个小时。”

“我请你坐地铁。地铁快。地铁只要一小时四十分钟。”她把“请”字咬得很重，好像在强调这次是她主动提出的、由她承担的社交行为。

林默把期刊合上。弦月湾在镜海市最南端，是这座城市唯一一片像样的海滩。沙质一般，海水也不够蓝，但比起墟沟的巷子和港区的集装箱，已经算奢侈。他在赵勇的记忆里去过一次——赵勇带女儿去过，给女儿买了一个冰淇淋，女儿吃了一半就掉在沙滩上了，赵勇又买了一个。那个冰淇淋十八块，赵勇在记忆里骂了一句“景区的东西真他妈贵”，但脸上全程挂着笑。

在地铁上，她靠窗坐着，他坐在她旁边。车厢里人不多，对面坐着一个看报纸的老人，角落里有个穿校服的学生在打瞌睡。地铁开动的时候，车窗外的隧道灯光忽明忽暗，在宋知意的侧脸上打出不断变换的明暗层次。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隧道壁，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

“你跟沈警官后来见过吗？”她问。

“见过。”

“他还怀疑你吗？”

“还在追查。”

“你到底有没有做过什么？”

“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真的做了什么坏事，你不会每天都来书店。”她转头看着他，眼神认真，“坏人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书店里。坏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比如什么？”

“比如逃跑。比如藏证据。比如找下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