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的台灯亮到凌晨两点。

林默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纸上只写了一行字，其余全是空白。那行字写了划掉，划掉又写，反反复复，纸面被橡皮擦得起了一层毛，有几处用力太猛，铅笔划痕几乎刻进了纸里。最后留在纸上的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句。

“我记忆最深的那个下午——”

后面空着。

他写了删，删了写。第一次写的是：“我记忆最深的那个下午，是赵勇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的那个下午。他的手很热，我的身体很冷。然后他就死了。”写完他看了片刻，划掉了。不是诗，是案情陈述。第二次写的是：“我记忆最深的那个下午，是母亲的监护仪报警的那个下午。我想救她，但我杀了她。”写完也划掉了。像证词，像遗书，像病历里夹着的最后一张诊断单。第三次他只写了一个词：“天台。”但天台不是下午，天台是晚上。他的记忆里没有下午。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四个人的记忆在脑子里轮番播放，像四台开在不同频道的电视机，每一台都在放各自人生中最深刻的下午。赵勇的下午在幼儿园门口——他蹲下来给女儿系鞋带，蝴蝶结打得整整齐齐，女儿说谢谢爸爸，他说不用谢。那是赵勇这辈子唯一一次觉得“不用谢”这三个字说得问心无愧的下午。刘国栋的下午在民政局门口——他签完字出来，前妻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抽了三口就掐了，因为嘴里发苦。不是烟苦，是他发现自己连抽根烟的心情都没有。老钱的下午在面馆门口——他攒了两个月的工资准备给老板娘买一条围巾，走到面馆门口看见老板娘正在和一个男人接吻，他在街对面站了很久，然后转身把围巾扔进了垃圾桶。马骏的下午在长途大巴站——他买了去南方的车票，在候车室坐了两个小时，最后没有上车。因为母亲打了电话来，问他在镜海好不好，他说挺好。挂了电话他把车票退了，用退票的钱去赌场赌了一整夜。

四个下午。每一个都清清楚楚，每一个都像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但他自己的下午呢？他拼命想从这四个人的记忆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下午——不是从天台上往下跳的那个晚上，不是医院里监护仪报警的那个凌晨，是一个安静的、完整的、属于林默自己的下午。他在记忆深处翻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是大学二年级的秋天，他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看一本投资学的教材。窗外有一棵银杏树，叶子全黄了，风吹过来的时候叶子一片一片落在窗台上。他当时在想什么？他当时什么也没想。只是看书，只是看叶子。那是他记忆里最后一个不需要计算、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掠夺的下午。

他睁开眼睛，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第一行诗。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盯着纸面看了很久。纸上的铅笔字在台灯下微微反光，字迹很淡，擦过的痕迹还在，像疤痕愈合后留在皮肤上的白印。

第二天傍晚，他把那张纸交给宋知意。

书店刚关门，孩子们都散了，铝管风铃在门框上轻轻晃着。宋知意坐在柜台后面，接过那张纸，低头看了一遍。纸上只有两行字：

我记忆最深的那个下午

窗外有一棵银杏树

她看了很久。久到风铃的响声从铝管末端滑到下一个铝管，发出轻轻的碰撞。然后她抬起头看着他。

“这是你写的？”

“是。”

“你在图书馆看银杏树的那个下午。你当时在看什么书？”

“投资学。”

“好看吗？”

“不好看。但那天下午阳光很好。叶子很黄。”他停了一下，“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黄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