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白相间的病服、白花花的病床，路浔躺在床上，腿蜷起来，膝盖抵在胸口，头上紧紧缠了两圈纱布，倒在地上的时候后脑勺重重砸到了水泥地，雨水冰冰冷冷的，把他里里外外都浇透。
这是路浔在医院的第三天，除了一些必要的使用，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他单方面阻断了自己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像鸵鸟把脑袋埋进沙子似的躲着，躲什么呢，在躲什么，他不知道，心脏一直突突突地跳，好像马上就要跳出来，下一刻就要跳出来，他只得用手捂住，紧紧捂住。
整夜整夜做噩梦，反反复复颠来倒去的是同一个噩梦，后背被冷汗打湿，喘着气发着颤，呆呆地愣愣地望着天花板，无端的莫大的恐惧争先恐后地翻上来，撕咬他，浸没他，可是怕什么呢，在怕什么，他不知道。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被拆成千千万万个小时，指针怎么能走的这么慢，那么慢。
“小浔，你......”谢主任这样叫他，像个普通长辈一样温声和他讲话，“我仔细看过你三年前的住院报告，你这几年病情稳定，一两次的出血和恶化不能直接画等号，我们系统地做个检查，有什么问题咱们慢慢捋，一点一点治......”
路浔应该笑一笑，说我知道，可他只是低着头，眼睛顺着地上的瓷砖缝划来划去。陈医生的跨国电话打过来两通，拼拼凑凑絮絮叨叨地说了好多话，问他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事、问他是不是有别的不舒服的地方、问他要不要回来。路浔点点头又摇摇头，先说谢谢，然后说，“陈医生，长途电话费很贵。”又说，“我不想走。”
大雨还在下，下得好大好大。趴在手背上的滞留针像只奇丑无比的大蜘蛛，路浔的手指冷得发青，捂在装了热水的玻璃杯上，感受滚烫的水温慢慢往下降，最后彻底变成一杯冷水。躺到病床上用力闭上眼睛再用力睁开眼睛，身体陡然变得很轻很空，盖在身上的白花花的被子像是堆起来的雪。
路浔忍不住想，他素未谋面的父亲躺在医院时是不是也像他这样无助，才二十八岁，有恩爱的妻子，有未出世的孩子，好想活着，真的好想活着，可是没办法，这个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一点都治不好，还是会死，马上就会死。
路浔咬紧牙，胸腔这块像是塞进一截发软发烂的酸黄瓜。再往后，再往后，他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恐怖，要反复化疗反复骨穿，会频繁地发烧晕倒、频繁地出血骨痛。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三个月、一个月，也可能是明天后天、早上晚上，他就会死。怎么办。他会死。
雨停了，阳光斜着照进来，飘飘洒洒铺了满床。路浔看不到放晴的蓝色的天空，看不到窗台拼命长啊长的绿萝，一遍又一遍地想，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怎么偏偏是我，为什么偏偏是我。他很挣扎很矛盾，这几年在心里一点一点搭建的、对既定结局的释然和接受一瞬崩塌，那些装模做样的洒脱、不在意、不难过，剖开了皮后面都写着无能为力。
我不想死。
我害怕。
命运怎么能如此苛刻。
路浔想回家了。想那个可以堆放小沙发的阳台，想那张温暖的用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大床，想被李冽紧紧抱在怀里，想把脸埋在他热乎乎的颈窝。他无数次想打开手机和李冽说说话，问他能不能来抱抱他、问他能不能说我爱你，可是又害怕李冽反过来问，你为什么在医院啊。怕李冽和陈愿一样逼问，你为什么会生病啊。那他该怎么回答，只能说我也不想的。然后再小心翼翼问，能不能不要怪我。所有人都在怪我生病，你能不能别怪我。
谢主任在门外踌躇一会儿，看路浔躺在床上背对着人，瘦条条一个，肩颈薄的像片纸，病房大面积的蓝白色里长了一点绿，那盆绿萝三天前还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谢主任将保温盒打开放到桌子上，“医院的餐食不好吃吧，来，尝尝我老婆煲的粥。”他语气轻松，笑呵呵地说，“不管什么时候，饭一定要好好吃，太瘦不好看。”
路浔停顿了许久，闷声说谢谢。
路浔最开始讨厌每一双慈悲的眼睛和每一份出于怜悯的善意，那些陌生的特别关照和格外注意沉甸甸地压在身上，像一盆滚烫的热水浇在冻僵的手指上，比温暖先来的是剧痛，只会让他觉得病魔更加可怖。可自打陈愿走后，他又开始学着释然和接受。
十四岁到十八岁这四年，路浔一个人化疗骨穿，身边只有陌生的医生和每月一换的护工。那个只在母亲葬礼上见过一面的表舅对他完完全全不闻不问，兴许背地里还盼着他早点死掉。陈医生系在床头的平安福、护士姐姐的康乃馨、阿姨的热馄饨，路浔想，如果得到这些的代价是手指上的细胞全部被烫死，那他想要更多。
放晴的第二天，路浔见了一个陌生人，是谢主任那个做心理咨询的侄儿，温柔随和，是个儒雅可亲的人。路浔并不排斥和医生接触，在国外那几年最开始也断断续续地做心理治疗，效果微乎其微。
“谢医生，”路浔笑了笑，“你好。”
谢医生抱了一大束绿色洋桔梗，问他，“可以把它插到花瓶里吗？”
“可以的。”
谢医生断断续续来了三天，每天都带一束花，洋桔梗、郁金香、向日葵，清丽的、明艳的、浓烈的，在窗下排排坐着，热热闹闹地围着那盆乖巧的绿萝。路浔摸了摸花瓣，跟他说，“我连心理咨询的费用都没有支付。”
谢医生拉了一把椅子坐到床边，“几束花而已。”他笑了笑，“记得第一天说的吗，我们现在是朋友。”
假设我们是朋友。这是谢医生第一天做完自我介绍后说的第一句话，随后真的就以朋友的姿态和路浔相处，问他吃饭了吗、在想什么、睡得好吗。路浔跟他说，吃过饭了，没想什么，睡得不好。谢医生又说，“我第一次看心理医生是因为高考压力太大，你呢，你是为什么？”
路浔垂着眼睛，细密的长睫毛在下眼睑上投掷一圈阴影，他说，“因为做噩梦。”
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噩梦。梦里他一次又一次推开门，看见陈愿的尸体，闭着眼睛的，睁着眼睛的，带血的、不带血的，僵硬的，冰冷的，路浔有时尖叫，有时哭喊，有时直接昏倒，意识迅速沉进一片黑暗中，被恐惧和悲伤压迫。
“实际上我什么反应都没有，只是愣了愣，然后慢慢走进去，慢慢蹲到地上，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的肩膀，发现是硬的，然后再慢慢走出去慢慢关上门......再给警察局打电话，”路浔看着窗台，语气平静，“很混乱，那天很混乱。我一直饿到第二天早上，什么都没有吃。”
“你当时在想什么？”
路浔顿了顿，“在想她怎么能这样恨我。”
对话截然而止。这场大雨淌在地面上的最后一滩雨水被太阳蒸发掉，天空连绵数天的灰白色终于被湛蓝覆盖。路浔出院的前一天，谢医生在草纸上写下一个地址，跟他说，“有需要可以随时找我。或者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如果你愿意的话。”路浔摇摇头，“你写下来就好。”
草纸被路浔随手放进衣服口袋，比不上对窗台那些干枯的花束上心。路浔当时想，不会再有需要心理医生的时候。
路浔离开医院前在镜子前反反复复照了照，头发扎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扎起来，左看看右看看，怎么看都是一张病态的不健康的脸。忐忐忑忑惴惴不安，各种情绪在心里上上下下，路浔不可控地想，李冽会不会发好多条消息、打好多个电话，会不会问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会不会怪他擅自离开、不告而别......
李冽只知道他叫路浔，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连上哪儿去问、上哪儿去找都不知道。他会着急吗，会担心吗，路浔僵在原地，心想我应该怎么说，要说实话吗，然后呢，李冽会怎么想他，他也会离开吗。
......
手机里什么消息都没有。
只有垃圾短信和广告推送。
......
路浔在一瞬间几乎听不到汽车的鸣笛声和呼呼的风声，心里绷着的弦突然断了，啪嗒一下抽到骨头上，疼得他浑身一颤。他手指死死地摁着屏幕，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李冽的头像出神。
极致的沉默远比歇斯底里更加可怕。
路浔难以控制地想，李冽是不是全都看见了，是不是发现了锁在抽屉里的药，是不是都知道了，他都知道了是吗，知道朝夕相处相拥而眠的另一半可能会在下一个瞬间死掉，他恨我了是吗，恨我会离开是吗。路浔深深吸了一口气，茫然无措地站在街道上，比他在医院时更焦虑难过。
路浔惶恐不安，站到家门口时还在想，李冽会说难听的话吗，我应不应该回来，还是说，李冽已经走了。路浔刹那间发现自己对李冽也知之甚少，如果对方擅自离开、不告而别，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找。
楼梯口安静到能听见心脏此起彼伏的砰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