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凉薄

三月，分手前的最后一个月，陈砚是在一种奇特的状态中度过的。

他在唱歌的时候是“活”的。他站在话筒前，声音从喉咙里流出来，填满整个录音棚，他的心跳是正常的，他的呼吸是平稳的，他的意识是清醒的。他觉得自己在那几个小时里是一个完整的人，有形状、有颜色、有重量。

但一旦走出录音棚，他就变成了另一种状态。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团雾，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重量。风一吹就散了，散的到处都是，找不回来。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只是活着，像一株不需要阳光也能活的植物，在阴暗中慢慢地、没有目的地生长。

他给徐路发消息的频率降到了最低。一天一条，有时候两天一条。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不是“我想你了”，甚至不是“在干嘛”。就是一个很短的、很中性的、不带任何情绪的词，“安”。他的意思不是“晚安”，是“我还活着，你也活着，我们各自活着”。他怕如果连这条消息都不发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彻底断了。他不想断，不是因为他还抱有希望，而是因为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承受“彻底断了”这个事实。先断的那个人是徐路，被断的那个人是他。被断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适应，因为他没有做好准备。

徐路回复的频率更低了，已经是基本不回复。

陈砚开始频繁地做同一个梦。他梦到自己站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房间是白色的，什么都没有，没有窗户，没有门，没有家具。他站在房间的中央，四周都是白墙。他在那里站着，等一个人来开门。他等了很久，门没有开。他开始敲墙，敲得手疼，但没有人应。他喊，喊得喉咙疼，但没有人听。他哭了，哭得眼睛疼，但没有人看到。

他每次都在眼泪流干的时候醒来。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脸上是干的。他不知道自己在梦里哭了多久，只知道醒来的时候，眼睛肿得睁不开，喉咙干得像砂纸，心脏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

他不再跟任何人提起徐路了。不是故意的，是自然而然地不说了。因为说什么呢？“他最近很忙”这句话他已经说了一百遍了，说多了连他自己都觉得假。不是“忙”的问题，是“不愿意”的问题。一个人再忙，也有三秒钟发一条消息。三秒钟，眨几次眼的时间，深呼吸一次的时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的时间。三秒钟都不愿意给你，那不是忙，是不在乎。

但他没有说“他不在乎我”。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也许他在乎，只是他表达在乎的方式变了。也许他在乎，但他不知道怎么在“在乎”和“不打扰”之间找到平衡。也许他在乎，但他在乎的方式不是陈砚需要的那种。也许他在乎，但“在乎”不够。他需要的是“选择”。他需要徐路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先忙完这一阵”。他需要徐路选择“现在就回消息”，而不是“等一会儿再说”。他需要徐路选择“过来”，而不是“以后再过去”。

但他没有说。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要求这些。他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一个还没有出道的新人，一个没有任何资本跟一个当红演员谈条件的人。他甚至不是一个“男朋友”，他是一个“地下男朋友”。一个不能被任何人知道的、随时可以消失的、不存在于公开世界的人。他没有立场要求任何东西，因为他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重量。

他开始在歌里写这些东西。

写等待，“深夜的钟摆摇了一下/是你在/摇了两下/是不在/天亮时我还在数/忘了数到第几下”。

写疏远，“你说话的字/从一句变成半个/从半个变成一个标点/最后那个标点/你画在了别人那里/我问你那些字去哪了/你说它们没丢/只是不想过来了”。

写电话沉默，“你沉默的时候/一秒是我在听/三秒是我该说什么/五秒是你也不想说了/十秒的时候我数完/原来空白可以这么长”。

写那些“看到了但忘了回”的消息，“你看见我了/红点亮了/又灭了/你知道我在等吗/你不知道/你只是把已读当成回答”。

他没有给任何人看这些歌词。

其实写的不好，写的很肤浅。

但他把它们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划掉，再写，再划掉。有些歌词他写了很多遍，写到那个笔记本的某一页被笔尖戳出了洞，墨水透过纸背，在下一页留下了深色的痕迹。那些痕迹像伤口，像血，像他的眼泪。

他不知道这些歌词以后会变成什么。他只知道他现在需要把它们写出来，否则他会疯的。不是“崩溃”的那种疯，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吞进去、吞到胃里、消化成酸、然后把胃烧穿”的那种疯。那种疯更安静，更体面，更不给人添麻烦。但更致命。

分手前，四月的最后一周，陈砚在麓城。

他在学校琴房里坐了三天，几乎没有出来。他把门从里面反锁了，钥匙插在锁孔里，从外面打不开。他在里面写歌、弹琴、哭、发呆。林池来敲过门，敲了很多次，他没有应。林池在门外喊“陈砚你开门你他妈别吓我”，他听到了，但没有动。他不是不想开，是觉得开了门之后，他就要面对林池的那些问题，“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想说徐路的事。他不想把徐路变成一个“欺负他的人”。徐路没有欺负他，徐路只是不爱他了。不爱不是欺负，不爱只是不爱。但他不知道怎么跟林池解释“不爱”这件事。

林池最后没有撞门。他去找了辅导员，辅导员又找了学校保安。保安来的时候，陈砚自己把门打开了。他的眼睛是肿的，嘴唇是干的，脸色是灰白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脱水，脱力，脱水，但还在走。

“我没事。”他说。

保安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琴房，最后说了一句“注意休息”，走了。辅导员问他要不要去医院，他说不用。辅导员问他要不要找心理咨询，他说不用。辅导员问他要不要跟父母打个电话，他说不用。

辅导员走了。林池站在门口，没有走。

“陈砚。”林池的声音很低，不像他平时那种大嗓门的、大大咧咧的样子。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怕，不是怕陈砚，是怕自己说错话。他从来没有见过陈砚这个样子，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不会让情况更糟。

“嗯。”陈砚靠在琴房的墙上，闭着眼睛。

“你到底怎么了？”

陈砚没有说话。

“是不是……那个人？”林池问。

“那个人”是谁，他们都知道。陈砚从来没有跟林池正式承认过他和徐路的关系，但林池不是傻子。他看到了看到了陈砚深夜接电话时压低的声音，看到了陈砚偶尔从北京回来时红肿的眼睛。他什么都看到了，只是没有问。他是那种“你不说，我不问”的朋友。不是不关心，是尊重。他觉得如果陈砚想让他知道，陈砚会主动说。如果陈砚不说，说明他还没准备好。他可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