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淬骨

分手后的第一个月，陈砚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了北京，鉴于工作原因已经和学校请了长假，非必要原因也不用经常往返两地了。

说是“所有的东西”，其实没多少。一个行李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笔记本、几支笔、一个旧钱包。一个背包，装了他的耳机、充电器、两本乐理书、一个保温杯。他在北京没有家，没有租房子，没有住酒店。他住在赵牧给他安排的一个地方，索尼音乐的艺人宿舍。

说是“宿舍”，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公寓，三十多平米，一室一厅，在北京东四环的一栋老居民楼里。楼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了，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要用力跺脚才会亮。陈砚第一次去的时候，提着行李箱爬了六层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层，他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楼，行李箱的轮子在楼梯上磕磕绊绊地响。到了六楼，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掏出钥匙，开门。

门开了。

房间很小，但干净。客厅里有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一台老旧的电视，电视柜上积了一层薄灰。卧室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叠得整整齐齐。窗帘是淡蓝色的，被午后的阳光照得微微发亮。窗外的风景不好，对面是一栋同样老旧的居民楼，阳台上晾着床单和衣服，有人在炒菜，油烟味从窗户飘进来，混着葱花的香气。

陈砚把行李箱放在墙角，把背包放在书桌上，站在窗前，看着对面的阳台。一个中年女人正在收衣服，她把一件一件的衣服从晾衣架上取下来，抖一抖，叠好，放进旁边的篮子里。她的动作很熟练，很安静，有一种日复一日的、不需要思考的从容。陈砚看着那个女人，忽然觉得她的生活好简单。起床，做饭，洗衣服，收衣服，做饭，睡觉。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不会有意外，每天都不会有“被丢下”的风险。她的生活是一张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但也什么都不会被撕掉。

他羡慕她。

他转过身，开始收拾东西。他把衣服从行李箱里拿出来，叠好，放进衣柜。衣柜里很空，只有几个衣架，孤零零地挂在横杆上。他把外套挂上去，看着它在空荡荡的衣柜里晃了晃，然后停下了。他把笔记本放在书桌上，摞起来，一本一本码整齐。他把笔放进笔筒里，笔筒是前任房客留下的，一个白色的陶瓷杯子，杯口有一道裂纹。他把耳机插在电脑上，打开电脑，等着它开机。屏幕亮了，桌面是一张默认的风景图，一片草地，一棵树，一条小河。这张桌面用了三年了，从来没有换过。

他在书桌前坐下来，看着窗外。窗帘没有拉上，阳光照进来，照在他的手上，照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照在白墙上。阳光是金黄色的，温热的，像一只手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他闭上眼睛，感受着那种温热。他想，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就好了。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面对。只是坐着，被阳光照着，安静地呼吸。

但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他睁开眼，掏出手机。是一条推送，某个新闻APP的，标题很长，他没仔细看。他把推送划掉，把手机放在书桌上，屏幕朝下。

他不想看手机。不想看消息，不想看新闻，不想看任何东西。他只想坐在这里，被阳光照着，安静地呼吸。

但他知道不能。因为他明天就要开始训练了。赵牧给他安排的时间表从明天早上六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密密麻麻的，每一项都精确到分钟。那是他新的生活，新的秩序，新的“必须做的事”。他不知道那些“必须做的事”能不能填满他心里的那个洞。也许能，也许不能。但他必须试试。因为如果不试，他就会一直坐在这个房间里，被阳光照着，安静地呼吸，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变成一具会呼吸的尸体。

他不想变成那样。

第二天早上五点四十，闹钟响了。

陈砚从床上坐起来，花了十秒钟才想起来自己在哪。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陌生的窗帘，陌生的光线。他的身体还在麓城，脑子还在琴房，心脏还在那个人身上。但他的人在北京，在东四环这间三十平米的小公寓里，在索尼音乐的艺人宿舍中。他需要把这个事实装进脑子里，需要让自己的身体和脑子待在同一个地方。

他下了床，去洗手间洗脸。冷水冲在脸上，刺骨的凉，他猛地睁大眼睛。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很陌生，瘦削的脸，突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窝，苍白的嘴唇。他看起来像一个刚从病床上爬起来的人，一个还没有被治好就被赶出医院的人。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套上运动服，出了门。

北京的清晨很冷，即使是五月，早上的气温也只有十几度。他穿着一件薄外套，在小区里跑起来。赵牧给他安排的训练计划里，第一项就是晨跑三公里，边跑边练气息。他以前不怎么跑步，他的运动量仅限于从宿舍走到琴房、从琴房走到食堂、从食堂走回宿舍。他跑起来的时候，呼吸是乱的，步伐也是乱的，整个人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儿，摇摇晃晃的，随时会摔倒。

跑到一公里的时候，他岔气了。右侧腹部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像有人拿针在扎他的侧腰。他不得不停下来，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的肺像被火烧过一样，火辣辣的疼。他的喉咙干得像砂纸，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玻璃渣。他的腿在发抖，膝盖发软，感觉随时会跪下去。

他直起身，看着前方的路。还剩下两公里。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跑完。他想放弃。他想停下来，走回去，回到那个小小的公寓里，躺在白色的床单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做。但他想到了赵牧说的那句话，“你要做一张不让你后悔的专辑。”他不想后悔。他已经在感情上后悔了，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开口，后悔自己没有主动争取，后悔自己站在原地等一个不会回头的人。他不想在音乐上也后悔。

他深吸了一口气，腹部又疼了一下，然后重新跑起来。

这一次，他跑得很慢，慢到几乎是在快走。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调整呼吸，一步一吸，两步一呼，让气息和步伐找到同一个节奏。一、二、吸，三、四、呼，一、二、吸，三、四、呼，他的脚步和呼吸慢慢地合在了一起，像两条河流汇入同一条河道。疼痛还在，但它变成了背景，变成了一个他可以忽略的声音。

他跑完了三公里。

停下来的时候，他的腿在剧烈地发抖，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撞击，他的呼吸像一台破旧的风箱，呼哧呼哧地响。他站在小区的花坛边，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汗水从额头滴下来，滴在地面上，一个深色的圆点，又一个深色的圆点。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呼吸慢慢平复了，久到心跳慢慢恢复了正常，久到那股尖锐的疼痛变成了一种钝钝的、隐隐的酸胀。然后他直起身，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抬头看了看天。

天已经亮了。淡蓝色的，有几朵白云，很低，很低，像伸手就能够到。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一缕一缕的，像金色的丝线。他站在那些光里，觉得自己好像也没那么糟。

也许，只是一点点。也许没有“那么”糟。

晨跑之后，是早餐。

营养师给他配的餐单贴在冰箱门上，被一块草莓形状的磁铁压着。餐单是打印的，宋体，黑色，上面写着：

早餐：全麦面包两片，水煮蛋一个，低脂牛奶一杯，水果一份（建议香蕉或苹果）。

午餐：主食一份（建议粗粮），蛋白质一份（鸡胸肉/鱼肉/豆腐），蔬菜两份（深绿色叶菜为主）。

晚餐：同午餐，主食减半。

加餐：坚果一小把，或无糖酸奶一杯。

饮水：每天至少两升。

陈砚看着这份餐单，觉得它像一张药方。不是给自己吃的，是给一个叫“陈砚”的机器吃的。这个机器需要燃料才能运转，燃料需要精确到克的配比，多一克少一克都会影响机器的性能。他不是一个人在吃饭，他是一台机器在加油。

他从冰箱里拿出全麦面包，放进面包机。面包机是旧的，加热的时候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像一个老人在咳嗽。他站在面包机前，看着它吱吱嘎嘎地响着，等着面包跳出来。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很简单，跑完步，吃面包，吃鸡蛋，喝牛奶，然后去训练。不需要想任何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想徐路，不需要想那些消息，不需要想那个“已读”的状态。只需要跑、吃、练、睡。像一个循环，一个不会出错、不会意外、不会让你失望的循环。

面包跳了出来。他把面包拿起来，烫得他在两只手之间倒来倒去。他把面包放在盘子里，去煮鸡蛋。鸡蛋在锅里翻滚着，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冒泡。他盯着那些气泡，看着它们从锅底升起来，升到水面，然后破裂。一个接一个，不间断的，像一个永远不会停歇的循环。

他的手机在餐桌上震了一下。他走过去，拿起来看。是林池发来的消息：“在北京还好吗？吃了吗？别不吃饭。”

他看着这三句话，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很小很小的弧度，但嘴角动了。他回了四个字：“吃了。在吃。”

“以后你也来北京吧，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工作。”

陈砚想了想，发了过去。

然后他把手机放下，回到厨房，把鸡蛋从锅里捞出来，冲了凉水，剥了壳，放在盘子里。他端着盘子走到餐桌前，坐下来，开始吃。

全麦面包很干，嚼起来像是在嚼纸板。水煮蛋没有味道，蛋黄噎得他喝了半杯牛奶才咽下去。牛奶是温的，不甜，只有奶味。他一口一口地吃，没有浪费，没有剩下。

吃完了。他把盘子洗了，把杯子洗了，把厨房台面擦干净。然后他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干净的灶台、干净的水槽、干净的餐桌，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不是大事，但起码这件事做对了。一件事做对了，其他的事也许也会慢慢变对。

他拿起背包，出了门。

八点钟，他到了录音棚。

方老师已经在里面了。他坐在调音台前，戴着眼镜，在看一份谱子。他的保温杯放在调音台上，杯口冒着热气。看到陈砚进来，他摘下眼镜，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他的目光在陈砚的脸上停了一下，看到了他眼睛下面的青色，看到了他瘦削的下颌线，看到了他微微发白的嘴唇。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保温杯往旁边挪了挪，给陈砚让出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