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九年，八月初，成都，杨仪府邸，内书房。

夜色已深，蝉鸣聒噪。书房窗扉紧闭，帘幕低垂，唯留书案上一盏琉璃罩灯，光线柔和，将伏案疾书的纤影映在粉壁上。

杨珩放下手中的笔，揉了揉微胀的太阳穴。案上，摊开着数卷文书：有陇西传来的捷报抄本，有郭攸之弹劾奏章的私下誊录（通过杨仪获得），有凌熠自陇西寄回的全部家书，还有她自己整理的一份密密麻麻的摘要与批注。

她的面容清减了些，眼下有淡淡的青影，然双眸依旧沉静明亮，不见慌乱，只有一种全神贯注的锐利与冷静。凌熠离京后，她表面如常主持“明枢堂”事务，暗中却从未停止对朝局的关注，尤其对李严一系的动向。父亲杨仪身居尚书令，虽不直接涉入党争，但信息渠道通达。弹劾风波初起，她便已从父亲处得知详情，甚至比凌熠在途中接到的急报更为具体。

她没有哭泣，没有怨天尤人，甚至没有太多时间焦虑。在确认凌熠与姜维已在安全归途后，她便立刻开始行动，如同一名最优秀的谋士，在后方为前线的统帅准备一切所需的“粮草”与“武器”。

第一步，情报梳理与反击材料准备。

她将凌熠的家信与捷报、弹劾奏章逐字对照。凌熠信中多次提及“诸事皆与伯约（姜维）商议而行”、“制冰之法已禀报姜将军，并言明此乃权宜之计，借以安民”、“筑塘之议，亦已联署上报”……这些段落，被她以朱笔圈出，旁注“可证‘擅专’、‘市恩’不实，乃奉命协同”。

她通过父亲，秘密调阅了近三年与陇西、羌地相关的贸易档案副本（杨仪主管尚书台，有权限）。重点查找李严及其亲信、门人是否涉及陇西的马匹、药材、皮毛交易，是否存在强行征购、压低价格、以次充好等可能引发羌人怨恨的不法情事。这项工作繁琐且需隐蔽，她动用了母亲娘家（蜀中商贾世家）的一些可靠老仆，以“核查旧账”为名暗中进行。目前已发现数处疑点，记录在案。这些并非直接证据，但若有必要，抛出疑点，足以让李严一党在“忧国忧民”的道德高地上不那么安稳。

她还秘密联络了“明枢堂”中几位出身陇西大族、或家族与羌地有贸易往来的学子，以“了解陇西风物民生，完善教材”为由，旁敲侧击，得知其家族对凌熠、姜维此次抚羌举措的真实看法——大多是感念其解决了水源争端，稳定了商路，对其“制冰”、“筑塘”之法颇多赞誉。这些来自陇西本土实力派的潜在支持，虽不能直接上达天听，却是一种重要的舆论基础。

第二步，联络盟友，传递信息。

她将整理出的、可以公开的有利证据（如凌熠信中体现谨慎协同的段落摘抄、羌人谢表中对朝廷的感恩之辞），以及她对弹劾罪名的一些初步辩驳思路，以极其隐晦的方式，融入几封“请教诗文”或“讨论典籍”的家常信件中，通过杨仪，传递给费祎、董允等素来持正、且与诸葛亮关系密切的重臣。她不直接为凌熠喊冤，只是提供“事实”与“角度”，让这些重臣在陛下询问或朝议时，心中有数，言之有物。费祎的回信虽只寥寥数语谈及诗文，但其中“令嫒蕙质兰心，见地不凡”的评语，已让杨珩知道，信息已送达，且被重视。

第三步，准备“情感”筹码，以备万一。

她取出凌熠那封描述抵达狄道、目睹旱情惨状、羌汉对峙的家信。信纸上有几处极淡的、已干涸的泪痕晕染——那是凌熠写至“赤地千里，民有菜色，稚子吮石，老妪祈天”时，悲愤忧戚，落泪所留。当时她读信，亦是心碎，此刻重看，心中悸动依旧。

她凝视着那几处泪痕，忽发奇想。取来那方“星影纱”，将其轻轻覆于信纸泪痕之上。然后，她闭目凝神，尝试调动自己微弱的精神力（长期与凌熠相处，接触碎片能量，她似乎对能量也更为敏感），去“感受”那泪痕之中，是否还残留着书写者当时极度忧切、悲悯的心绪波动。

没有碎片直接加持，这尝试近乎徒劳。然而，就在她全神贯注、心神与纱、与信纸几乎融为一体之际，琉璃灯下，那覆于泪痕处的“星影纱”上，对应的星图纹路，竟极其微弱地、模糊地……荡漾了一下！仿佛平静的水面被微风吹起了几乎看不见的涟漪。紧接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深切的悲悯与沉重焦虑之感，极其淡薄却又真实不虚地，掠过她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