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后，王俊源的日子比之前更难了。

不是“觉得”更难，是实实在在的更难。催债的电话从每天几个变成了几十个，从早响到晚。他不接，对方就换号码打；他拉黑一个，又来一个。有时候他盯着屏幕上那个红色的挂断键，手指悬在上面，迟迟按不下去。不是不敢接，是接了不知道说什么。“再宽限几天”已经说了太多次，他自己都说不出口了。

他在市区租的那间小单间，月租一百二，朝北，没有阳光，窗户关不严，秋天的风从缝隙灌进来，呜呜地响。他把那件灰色夹克叠好当枕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这头裂到那头，像一道干涸的河。床头堆着几个纸箱，里面装着从兴华路店搬回来的货底——几块蓝星主板，几条内存条，几个U盘。他一直没有处理掉，不是卖不出去，是不想卖。那些东西是他从天津回来后的全部家当，卖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的手机里存着最后一张照片。不是她的，是一条蓝花楹的树荫。他把屏幕按亮，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又按灭了。

她没有再打电话来。他知道她不会打来了，是他亲手把她推开的。他想起分手那天，她说“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他看着她的眼睛，嘴唇动了一下，说不出那个“能”字。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说了“能”，然后呢？他拿什么重新开始？他什么都没有。连一句“我会努力”都显得那么空洞，她已经听了太多次了，也等太久了。

那枚铂金戒指他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偶尔打开抽屉看到它，没有拿出来。它躺在几枚硬币上面，细细的一圈，在灯光下暗沉沉的，没有以前亮了。他没有戴，不是不想戴，是不敢戴。戴上就会想起她，想起她就会想打电话，打了电话又不知道说什么。他怕电话接通以后两个人沉默，沉默比挂断还残忍。

他的父亲来过一次。父亲从涵江骑摩托车过来，拎着一袋水果和一袋米，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那间小单间，说“怎么住这种地方”。他没接话，给父亲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父亲喝了一口放在桌上，沉默了一会儿问“欠了多少”，他说“你别管了”。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沓钱，用橡皮筋箍着。“家里就这些，你先拿去。”他看着那个信封，没有接。父亲把钱放在桌上，转身走了。他站在窗口看着父亲的背影，背驼了，头发白了。他看着那沓钱，没有动。那些钱不够还债的零头，但那是父亲全部的积蓄。

八月底，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深城。

不是一时冲动。他想了很久——莆田的市场太小了，认识他的人太多了，他的债主遍布整个莆田商圈，他接不到任何项目，找不到任何工作。他需要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从头开始。深城，他和陈副总介绍的那个做电子产品老板打过几次电话，对方说“你过来吧，这边机会多”。他买了去深城的火车票。

走的那天，他没有告诉她。他拎着一个黑色背包，从出租屋出来，把钥匙放在门框上面——房东说走的时候放那就行。他站在楼下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户，窗帘拉着，里面空空的。他住了一年多，从兴华路搬到这里，以为能撑过去，撑到最后，他还是走了。

火车站很挤。八月底，返校的学生、返工的工人，把候车室塞得满满当当。他站在队伍中间，前面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后面是两个扛着编织袋的男人。他的背包很轻，几件换洗衣服，那枚戒指，几张额度快被刷爆的信用卡。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上是她的号码。他看了几秒，把手机放回口袋。

火车开了。窗外的莆田一点一点往后退，他想起，兴华路旧店面招牌已经被拆了，只剩下两个钉子眼。华侨中学的楼顶在树梢后面闪了一下，被一栋楼挡住了。青溪村方向那一片龙眼树变成模糊的绿团，融进暮色里。他靠在车窗上没有回头。他怕多看一眼就走不了了。他走了以后，她会不会哭？会不会恨他？会不会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他？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现在他配不上她了，他无法许诺她未来。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她的脸。她站在讲台上的样子，她在出租屋里改作业的样子，她踮起脚尖吻他的样子。她把戒指放在他手心里的样子，手一直在抖。他睁开眼看着窗外，什么都看不清，眼眶是模糊的。

深夜，火车在某个小站停了。他下车抽烟，站台上空无一人，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他掏出手机，信号格还有两格。他翻到她的号码，这一次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按灭了，把手机放回口袋，把烟抽完，上了车。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站台一点一点往后退，路灯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橘黄色的点，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