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孙嘉灵试图让一切恢复“正常”。
她给孙嘉钰制定了一份寒假作息表——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吃早饭，上午看书两小时，下午适当活动，晚上十点半睡觉。表是用Excel做的，打印出来贴在冰箱门上，和她们家里那些年的每一张计划表一模一样。贴的时候她特意选了妹妹从学校回来之前的那个晚上，一个人站在厨房里，把冰箱门上旧的那些外卖单子和超市小票清理干净，用一块湿抹布把冰箱门擦了两遍，等水渍干了才把表贴上去。贴完之后退后两步看了看，觉得位置很正，和冰箱边缘对齐得很精确。做完这些她才去睡，躺在床上却很久没睡着，总觉得好像漏了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去冰箱前看了一眼——没有漏，每一项都写得很清楚，时间、内容、备注，和她在单位做的工作台账一个标准。
第一天，孙嘉钰没有七点半起床。
孙嘉灵站在厨房里，把煎蛋的锅烧热，倒油，打蛋。蛋在锅里滋滋地响，她一边翻着蛋一边侧耳听走廊里的动静。没有脚步声。她把火关小，走到妹妹房间门口。门关着。她抬手想敲，指节已经曲起来了，又收了回去。站在那里听了听门里面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闹钟响，没有床板的咯吱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里面的人准备起床。她回到厨房，把煎蛋盛出来放在盘子里，又去热牛奶。牛奶热好了，走廊里还是没有动静。
她把煎蛋和牛奶端到餐桌上，摆好筷子，然后走到那扇门前。敲了两下。
“乖乖，七点半了。该起来了。”
里面没有回应。她又敲了两下，比刚才更用力一些。还是没有。她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没锁。推开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房间里的光线暗得像傍晚。孙嘉钰裹在被子里，背对着门，整个人蜷成小小的一团，只有头发散在枕头外面，又黑又乱，像一团找不到线头的旧毛线。空调开着，暖气很足，房间里闷闷的，有一种人睡了一整夜之后留下的淡淡的体温味。
“乖乖。”孙嘉灵走到床边，弯腰轻声叫她。妹妹的肩膀动了一下，含混地“嗯”了一声。
“该起来了。七点半了。”
“嗯。”
“我先去做早饭，你快点起来。煎蛋凉了不好吃。”
“嗯。”
孙嘉灵在床边站了片刻，看着妹妹蜷缩的背影。被子裹得很紧，手指攥着被头的姿势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抓着大人的手指。她伸手想把被子往下拉一点，手指刚碰到被沿就收回来了。转身走出房间，把门虚掩上，留了一条缝。
煎蛋凉了。她去厨房重新热了一遍，又等了大概二十分钟，孙嘉钰才从房间里出来。穿着一套洗得有些发白的粉色睡衣，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没有梳，蓬着，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眼睛肿着，不是哭肿的那种肿，是那种睡了太久却完全没有解乏的浮肿，眼泡鼓鼓的，双眼皮都肿成了单眼皮。她在餐桌前坐下，看着盘子里的煎蛋。煎蛋已经不热了，蛋黄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膜。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小块蛋白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然后放下筷子。
“不好吃吗？”孙嘉灵坐在对面，自己面前也有一份煎蛋，但她一直没动。
“好吃。”
“那怎么不吃？”
“不是很饿。”孙嘉钰又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更大的，塞进嘴里，嚼了，咽下去。然后又放下筷子。整个过程像是在完成一项别人交代的任务——不是因为想吃而吃，是因为姐姐做了所以必须吃。
孙嘉灵看着她面前那个只被戳了两口的煎蛋，蛋白被筷子夹过的地方留下两道细长的豁口，蛋黄还是完整的，在上午的阳光里泛着一层薄薄的光。她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咽回去的话太多了，嗓子眼像堵了一团棉花。如果是以前——如果是大一刚开学那阵子——她会直接说“你不好好吃饭怎么能行”，然后监督妹妹把整个煎蛋吃完。但现在她不敢。不是怕妹妹跟她吵，是怕妹妹连跟她吵的力气都没有。
“那你中午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
“随便。”
“红烧排骨？上次你说想吃，我后来学着做了，不糊了。”
“行。”
“那就红烧排骨。再炒个青菜。你想吃什么青菜？”
“都行。”
都行。孙嘉灵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的时候觉得喉咙有点疼。妹妹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妹妹会说“想吃空心菜”“想吃土豆丝”“别放太多辣椒”。以前的妹妹会在她问“想吃什么”的时候眼睛一亮，然后报出一串菜名，再不好意思地加一句“姐你随便做，我都喜欢”。现在的妹妹说“都行”，说“随便”，说“不是很饿”。不是挑剔，是没有任何意见。不是不想提要求，是连“想”这件事本身都变得很困难。
第二天，孙嘉灵没有敲门。
她在客厅坐到八点半。茶几上放着两杯热好的牛奶，她自己的那杯已经喝完了，妹妹的那杯从冒热气放到没有热气。电视开着，声音调到零，屏幕上在播晨间新闻，主持人正在说春运的事，画面上一列一列的火车在白色的原野上驶过。她看着那些火车，心里想的不是春运，是妹妹房间那扇关着的门。门很安静，没有开，也没有脚步声靠近。她端着那杯凉了的牛奶去厨房热了一遍，又端回来。热到第三遍的时候，牛奶表面结了一层奶皮，她用筷子把奶皮挑出来扔掉，把牛奶放在茶几上。到了中午，孙嘉钰才从房间里出来。她没有去厨房看冰箱上贴的那张作息表——大概根本就没注意到冰箱上多了这么一张纸。她径直走到沙发前坐下，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电视里在播综艺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笑得很热闹，观众席上有人在鼓掌。孙嘉钰盯着屏幕，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不是看得入神，是目光恰好落在那个方向。那个笑得很热闹的节目和她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孙嘉灵从厨房探出头，看见妹妹窝在沙发角落里的样子——膝盖蜷到胸前，下巴搁在膝盖上，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和小时候被锁在棚子里等她来救时一模一样。她记得那个棚子。楼下的储藏室，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铁皮门，门缝里能透进来一丝光。她每次去开门的时候都怕得要死，怕打开门之后妹妹已经不会哭了。但每次门一开，那个缩在角落里的小人就会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她，喊“姐姐”。那时候妹妹的眼睛是会发亮的。现在不会了。
“乖乖。”她把锅铲放下，走到沙发旁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下午跟姐姐出去走走好不好？今天太阳挺好的。”
“不想去。”
“就在小区里转转，不走远。外面不冷，晒晒太阳对身体好。”
“我想在家。”
孙嘉灵没有勉强。她走回厨房，站在灶台前，看着锅里炒了一半的青菜。油已经凉了，菜叶子软塌塌地趴在锅底。她拧开火，把菜重新热了一遍，盛出来放在盘子里。然后一个人出了门。
她去菜市场买菜。小区外面那条路她走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每一步经过什么——左手是那棵被台风刮歪了又被人用木桩撑起来的老槐树，树皮上钉着一块蓝色的门牌号。右手是一排沿街商铺，卖包子的、理发的、修电器的，修电器的那家音响开得很大，每次路过都能听到一首很老很老的歌。她走得很慢，看到前面有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车里的小朋友手里举着一只气球，气球在风里一晃一晃的。她跟在婴儿车后面走了大概五十米，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就是看着那只气球。走到菜市场门口的时候，她才想起来自己不知道妹妹喜欢吃什么。
她记得妹妹喜欢肯德基。但那是因为小时候每次从那个家逃出来，她只能带妹妹去吃肯德基。最便宜的儿童套餐，姐妹俩分着吃，喝了一杯又一杯免费续的可乐，坐到服务员开始翻白眼才走。那时候妹妹会把鸡翅掰成两半，大的那一半塞到她手里，说“姐姐你吃”。她说不饿，妹妹说“你骗人，你一直都没吃”。她只好接过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咬，心里发誓总有一天要带妹妹去吃最贵的餐厅，点满满一桌子菜，不用分，不用省，不用看服务员的眼色。后来她做到了。她带妹妹去吃了很多餐厅，点了一桌子菜，但妹妹每次还是会把好吃的先夹给她。妹妹说这是习惯，改不掉了。
她还记得妹妹说过学校食堂的红烧肉好吃。语音消息还在她手机里，大概是大一刚开学那阵子发的，说食堂今天有红烧肉，比姐姐做的差一点但还行。那句“比姐姐做的差一点”明显是恭维——她那时候做红烧肉几乎每次都糊锅，不是糖色炒过了就是火太大收汁收干了。但妹妹每次都说好吃，然后把那些嚼不烂的肉大口大口地咽下去。她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买了五花肉，买了土豆，买了葱姜蒜，买了一袋冰糖。卖肉的大姐问她几个人吃，她愣了一下，说两个。大姐说那两斤够了。她付了钱，拎着塑料袋往回走。
那天晚上她在厨房忙了两个小时。红烧肉端上桌的时候，颜色还是不太对——冰糖炒过了，有点发苦。但比国庆那次已经好了很多，至少肉是炖烂了的，筷子一夹就断，肥肉部分颤颤巍巍的，吸饱了酱汁。
孙嘉钰夹了一块放进嘴里。
“怎么样？”
“好吃。”
孙嘉灵自己也尝了一块。实话实说，不好吃。肉没有炖到最软烂的程度，酱油放多了，咸得发齁。她放下筷子，看着妹妹把嘴里那块肉嚼了半天还没咽下去——不是不想咽，是肉筋没有完全炖烂，嚼不烂。
“姐姐做得不好吃你就直说，”她的语气比自己预想的更冲了一些，“不用老说好吃。”
孙嘉钰愣了一下，然后把那块嚼不烂的肉硬咽了下去。“真的挺好吃的。”她又夹了一块，大口大口地嚼着，像是在证明什么。
孙嘉灵看着妹妹嚼那块嚼不烂的肉，忽然觉得自己刚才那句话说得不对。不是内容不对——内容是对的，妹妹确实不用老说好吃。但那个语气不对。她不是在对妹妹说话，她是在对自己生气。气自己忙了那么久还是做不出像样的菜，气自己连一道红烧肉都搞不定，气自己看着妹妹瘦成这样却除了做饭什么都不会。她把火气撒在了妹妹身上，而妹妹的反应和小时候一样——遇到指责，先认错，先讨好，先证明自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