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昂回来后，初晓跟随一个国际公益医疗项目，进入中国西南山区做志愿者。

县医院很小。

走廊的灯管有一盏坏了，忽明忽暗。

墙上贴着褪色的宣传画——

“早发现，早治疗。”

字已经卷边。

初晓站在临时诊室门口，低头洗手。

水很凉。

这是他离开洛伦西亚体系后，第一次以志愿者医生的身份坐诊。

没有头衔。

没有团队。

护士递给他一叠病历。

“今天两个孩子，情况都比较急。”

第一个男孩，五岁。

被母亲抱着进来，头围明显异常。

“他最近老是吐。”母亲说话很快，像怕被打断，“晚上睡觉会突然哭醒。”

初晓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

“做过影像吗？”

“做不起。”

县医院只有最基础的 CT。

图像模糊，但足够致命，脑积水，而且已经压迫脑干。

“需要尽快手术。” 初晓说。

母亲怔住。

“要多少钱？”

“要去省会。” 他说，“这里做不了。”

母亲的脸，一瞬间白了。

“那要多少钱？”

初晓没有立刻回答，不是因为不知道。

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数字，对她来说，是‘不可能’。

母亲忽然跪下。

动作太快，旁边的人都没反应过来。

“医生，我什么都愿意做。”

初晓立刻扶住她。

“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第一次清楚地感到一种无力——

技术在他手里，路却不在他脚下。

第二个孩子是车祸后遗症。

下午来的，是个女孩。

七岁。

半年前，山路塌方。货车翻下去，她活下来了，但开始频繁抽搐。

“我们以为是吓着了。”父亲说，“后来才发现，她会突然不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