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夏，他们到了苏北。

说是后方，其实战火从未真正远离。日本人的扫荡隔三差五，新四军、游击队在山里周旋，老百姓在夹缝中求生。但至少，这里没有76号，没有满街的太阳旗，没有随时会响起的警笛。

沈砚和苏婉被安置在一个叫刘家堡的村子里。村子很小，藏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土墙茅屋，鸡犬相闻。村头有棵老槐树，树下有口井，井水很甜。

他们住在一户姓刘的老乡家里。刘大爷六十多岁，儿子参军去了，家里就他和老伴。两间土房，腾出一间给他们。房子很破，墙是土夯的，窗是纸糊的，下雨天漏雨，刮风天透风。但很干净，炕烧得热乎乎的，被褥虽然打满补丁，但洗得发白。

“委屈你们了，城里来的先生太太。”刘大娘很不好意思。

“不委屈，这里很好。”苏婉轻声说，这是她到苏北后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确实很好。比起76号的牢房，比起上海租界提心吊胆的日子，这里简直是天堂。早晨被鸡鸣叫醒，傍晚看炊烟升起，夜里听蛙声一片。平凡，安宁，像战争从未发生过。

但伤痕还在。

苏婉的身体很弱。在牢里受了刑，又一路颠簸，到苏北后就病倒了。高烧，咳嗽，伤口感染化脓。沈砚是医生，但这里缺医少药，他只能上山采草药，煮了给她喝。很苦，苏婉每次都皱着眉喝下去，一滴不剩。

“苦。”她说。

“良药苦口。”沈砚哄她，“喝了才能好。”

苏婉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轻声说：“你瘦了。”

沈砚笑笑。他确实瘦了，这一路担惊受怕，又要照顾她，又要提防追捕，没睡过一个整觉。但他觉得值得。苏婉还活着，还能说话，还能对他笑，这就够了。

“等你好起来，我带你去山上看看。”他说，“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养一段时间，你就能像以前一样了。”

苏婉点点头，但眼神有些飘忽。沈砚知道她在想什么——像以前一样？怎么可能。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再也拼不回去了。

但他没说破。有些伤口，需要时间，需要沉默，需要假装忘记。

秋天，苏婉的身体好了些，能下地走动了。

沈砚在村里的私塾找了个活，教孩子们识字。私塾是村里办的，只有一个老先生，年纪大了，教不动了。沈砚顶上，不要工钱，只要一口饭吃。村里人很感激，每天轮流给他送点菜，送点米。

苏婉有时也去。她坐在教室最后面，看沈砚教课。沈砚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字，一笔一划，很认真。孩子们坐在地上，仰着头听，眼睛亮晶晶的。

“人之初，性本善……”沈砚念。

“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们跟着念。

声音很稚嫩，在山村里回荡，像一种古老的、顽强的回响。

苏婉看着，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融化。在76号，她以为这个世界已经烂透了，人性只剩下残忍和背叛。但在这里，在这些孩子眼睛里，她看见了光。很微弱，但确实存在。

有一天放学，一个叫小豆子的男孩跑到她面前，递给她一朵野花。

“师娘，给你。”

花是淡紫色的，很小，很普通，但开得很精神。苏婉接过，闻了闻，有淡淡的清香。

“谢谢。”她说。

小豆子害羞地跑了。沈砚走过来，看着她手里的花，笑了。

“孩子们喜欢你。”

“嗯。”苏婉低头看着花，“他们……很干净。”

“是啊，干净。”沈砚在她身边坐下，“所以我们要教他们认字，明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等仗打完了，他们就是建设新中国的人。”

苏婉转头看他。夕阳西下，金色的光镀在他脸上，很柔和。他眼里有光，那是她很久没见过的、属于沈砚的光。

“你……还想回去吗？”她轻声问，“回上海，回医院，当医生。”

沈砚沉默了很久，然后摇摇头。

“回不去了。那个沈砚……已经死了。现在的我，是陈墨，是教书先生。这样挺好，真的。”

他说得很平静，但苏婉听出了底下的苦涩。沈砚是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现在窝在山村里教孩子，是不得已，是浪费。

但她没说破。有些遗憾，需要一起背负，不需要说出口。

冬天来了，苏北的冬天很冷。

茅屋不保暖，夜里寒风从墙缝钻进来，像刀子。炕烧得再热，也只能暖和一小块地方。苏婉怕冷，夜里总是缩成一团。沈砚把她搂在怀里，用身体给她取暖。

“还冷吗？”他问。

“不冷了。”苏婉说，但身体还在微微发抖。

沈砚抱紧她。她很瘦，骨头硌人，但在他怀里，是真实的，是活的。他想起去年冬天，他在上海，她在76号，隔着高墙，隔着生死。现在，他们在一起了。虽然冷，虽然苦，但在一起了。

这就够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村里杀了猪，家家户户分肉。刘大娘送来一块五花肉，肥瘦相间，红白分明。

“包饺子，过年。”刘大娘笑呵呵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