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珩走向门口，到了门边，顿了一下，然后回头说了一句："明天你那边出了什么，发我。"

"好。"

门关上了。

沈砚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把今晚的事情过了一遍。

他在"你观察的很仔细"说出口之前，脑子里其实还有另一句话，一句他更真实想说的话，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因为我也是这样观察你的。你在看我的判断方式，我也在看你的判断方式，我们都在把对方放在一个认真的框架里，而不是随便放着。

这句话他没有说出口，因为说出来不合时宜，因为这个不需要说，因为说了之后这个夜晚的质感会变成另一种东西。

他把它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放下，站起来，走出去。

夜里的风有一点凉，沈砚在外面站了两秒，然后上车，让司机开车，让今晚的最后这段路在城市的夜色里安静地走过去。

危机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时，沈砚和顾珩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每天都要见面的。

见面的地点不固定，有时候是顾氏，有时候是沈砚这边，有时候是第三方的中立空间，只要方便，只要能把需要当面确认的事情当面确认清楚。

有一次是在一家很低调的茶馆，都没有带助理，两个人就坐在那里，把当天最需要处理的三件事过了一遍，然后沈砚接到了一个电话，需要处理，顾珩就拿起茶杯，自己喝茶，等他。

那个等待的过程大概持续了十分钟，沈砚处理完电话，把手机放下，顾珩把茶杯放好，看向他，问："处理好了？"

"嗯。"

"那继续。"

就这样，十分钟的空档，在顾珩那里是最自然的事，他不催，不问，不用任何动作表示他在等待，他就是在那里，喝他的茶，等沈砚回来，然后继续。

沈砚那天对顾珩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是那种不需要用存在感来证明自己在场的人。他就在那里，你知道他在，但他不需要你持续地注意他，他不需要那种注意，他自己本身就是完整的。

这个，在沈砚这里，是非常罕见的品质。

那段合作最密集的时期，沈砚有几次在顾珩的会议室里待到了很晚。

有一次，他们把当天最后一件需要确认的事情处理完，顾珩的助理进来说有车在等，顾珩说让等一会儿，然后转向沈砚，问他有没有吃晚饭。

沈砚说没有，顾珩说叫外卖还是出去，沈砚说随便，顾珩就叫了外卖，两个人在会议室里把那顿飞快的晚饭吃了，然后各自离开。

这个，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特别的成分，但沈砚把它记住了。

他记住的是：那一刻，顾珩注意到了他没有吃饭，然后做了他认为合适的事，没有问需不需要，没有问要不要，直接做了，理所当然，不小题大做，不让它变成一件需要感谢的事。

这种方式，是沈砚觉得最舒服的被照顾的方式——不是大张旗鼓的，不是需要他配合表演感激的，是安静地，把那个处理了，让他知道，就这样。

他不知道顾珩是否意识到他有这种方式，但他知道，他记住了。

顾珩没有再说话，但沈砚知道他在等什么。这个还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