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惊羽是被阳光晃醒的。

窗帘没有拉严实，一道光从缝隙里挤进来，正好落在他眼皮上。他皱了皱眉，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壳的，硬邦邦的，但闻起来有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

段凛戈不在身边。被子掀开着，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尾。这是段凛戈的习惯，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叠得比军营里还整齐。林惊羽曾经笑他“当司令当惯了”，他说不是当司令当惯了，是要饭要惯了——有一床被子不容易，舍不得弄乱。

林惊羽躺了一会儿，撑着床板坐起来。左肋的疼痛比昨天轻了些，但活动的时候还是隐隐作痛。他低头看了一眼，那片青紫已经从肋下蔓延到了腰侧，颜色比前几天淡了一些，边缘开始发黄，像是快要好了。

他穿上衣服，走出隔间。

面馆的门已经开了。阳光从门口涌进来，照在那些旧桌椅上，照在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照在灶台上那口擦得锃亮的铁锅上。空气里有面粉的味道，有骨头汤的味道，还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

段凛戈站在灶台后面，正在揉面。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袖子卷到肘弯，露出结实的小臂。面粉沾在他手上、胳膊上、甚至脸上——左边颧骨上有一道白印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上去的。他的动作很用力，整个身体都在跟着手臂的节奏晃动，面团在案板上被反复折叠、按压、摔打，发出沉闷的、有节奏的声音。

林惊羽靠在隔间的门框上，看着他。

段凛戈没有抬头，但知道他在看。

“醒了？”他说，手上的动作没停。

“嗯。”

“粥在锅里，自己盛。”

林惊羽走到灶台边，揭开锅盖。粥是白米粥，熬得稠稠的，米粒已经开了花，粥面上浮着一层米油，亮晶晶的。他盛了一碗，坐在靠门口的位置上，慢慢地喝。

粥很烫，他吹了吹，喝了一口。米香很浓，没有放糖，也没有放盐，就是白粥本身的味道。他想起在孤儿院的时候，冬天早晨也是喝这样的白粥，一人一碗，配半块腐乳。院长说，白粥养人，喝下去，身上就暖和了。

“段凛戈。”

“嗯。”

“你几点起来的？”

“五更。”

林惊羽看了一眼门外。太阳已经很高了，照在巷子里的青石板路上，石板的缝隙里长着青苔，绿莹莹的。五更天，天还没亮。他起来熬粥、揉面、烧水，把面馆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

“你的伤还没好，多睡一会儿。”段凛戈说。

“睡够了。”

段凛戈没有再说什么。他把揉好的面团用湿布盖住，放在一边醒着，然后走到灶台边，揭开另一个锅盖。锅里是汤底，骨头汤，熬了一早晨了，汤色已经发白，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肉香混着葱姜的味道弥漫在整个面馆里。

林惊羽吸了吸鼻子。

“香。”他说。

“还差得远。”段凛戈用勺子撇去浮沫，又加了一把葱花，“广州那家面馆的汤底，熬了十二个时辰。我这个才熬了两个时辰。”

“人家开了十年，你才开了几天。”

“所以我得练。”

林惊羽笑了一下，把碗里的粥喝完了，站起来，走到门口。

巷子里很安静。对面的房子是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外墙的石灰已经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二楼的阳台上晾着几件衣服，床单在风中鼓起来，像一面白色的帆。楼下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看见林惊羽，冲他点了点头。

“回来了？”老太太问，说的是粤语，林惊羽听不太懂，但猜到了意思。

“回来了。”他用国语回答，也不知道老太太听不听得懂。

老太太笑了一下，露出几颗零落的牙齿，低下头继续择菜。

林惊羽站在门口，仰头看着那块招牌。“桂花”两个字是段凛戈用黑漆写的，笔画有些歪，但很有力。旁边那四个小字“太甜了”是他自己写的，字迹更秀气一些，和段凛戈的字摆在一起，像一个大汉旁边站着一个少年。

风把招牌吹得微微摇晃，发出细微的吱呀声。

他想，今天要重新开张了。

上午辰时，面馆来了第一个客人。

不是阿强，是一个不认识的老伯。七十来岁，头发全白了，背有些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对襟衫。他拄着一根竹杖，慢悠悠地走进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四处看了看。

“新开的？”老伯问，说的是带口音的国语。

“开了半个月了。”段凛戈从灶台后面走出来，“前几天出了趟门，今天刚回来。”

“哦。”老伯点了点头，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有什么面？”

“阳春面、大排面、云吞面。”

“阳春面多少钱？”

“一毛。”

老伯从口袋里摸出一毛钱，放在桌上，推过来。

“来一碗。”

段凛戈收了钱，转身走进厨房。他点火烧水，水开了，把面条下进去，用长筷子搅散。然后捞面、过水、浇汤、撒葱花。动作比之前熟练了许多，一气呵成。

林惊羽坐在门口，抱着胡琴，没有拉。他看着段凛戈在灶台前忙碌的样子，觉得这个人好像天生就是煮面的。他站在那里，手上有面粉，腰上系着围裙，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和北平那个穿军装的司令判若两人。

面端上去了。老伯吃了一口，嚼了嚼，又吃了一口。

段凛戈站在旁边，看着他吃。表情很平静，但林惊羽注意到他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次——那是紧张的时候才会做的小动作。

“还行。”老伯放下筷子，“汤淡了些，面软了些。”

段凛戈点了点头：“下次改进。”

老伯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你是新学的吧？”

“是。”

“学多久了？”

“半个月。”

“半个月能煮成这样，不错了。”老伯又拿起筷子，把剩下的面吃完了，连汤都喝了个干净。他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我年轻的时候也在面馆干过，揉面揉了二十年。你这面，劲道还不够，但汤底有潜力。”

“谢谢阿伯。”

老伯站起来，拄着竹杖，慢悠悠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一眼那块招牌。

“桂花。”他念了一遍，又看了看旁边那四个小字，笑了，“太甜了。有意思。”

他走了。

段凛戈站在灶台后面，看着那个空碗，站了很久。

“怎么了？”林惊羽问。

“他说汤淡了。”

“那就多放点盐。”

“不是盐的事。”段凛戈皱了皱眉，“是骨头的事。我用的猪骨，可能不够好。明天去菜场找找有没有牛骨。”

林惊羽看着他认真思考的样子，嘴角弯了弯。他把胡琴架在腿上，拉了一首曲子。很轻快的调子，像春天的小溪流，从门口飘出去，在巷子里回荡。

上午又来了几个客人。不多，但比开张那天好一些。段凛戈一碗一碗地煮面，林惊羽一曲一曲地拉琴。面馆里飘着骨头汤的香气和胡琴的声音，混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

快到午时的时候，邮差来了。

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车铃叮叮当当地响。他把车停在面馆门口，从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

“林惊羽？有信。”

林惊羽接过信封。是玉兰的字迹，信封上写着“香港油麻地桂花面馆阿鸿收”。地址写得歪歪扭扭的，有些字还写错了，但能认出来。

他拆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是那种很薄的毛边纸，上面有几处墨迹晕开了，像是写信的人写着写着停了笔，墨水滴在了纸上。

“阿鸿：

你们的信收到了。知道你们到了香港，开了面馆，我放心了。

我这里还是老样子。茶馆生意不好不坏，一天能卖十几壶茶。镇上的人对我很好，逢年过节会送些吃的来。我偶尔在茶馆里唱两段，不收钱，只为了热闹。

沈怀安的那块手帕，我裱起来了，挂在茶馆的墙上。每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它还在不在。它当然在，但我还是要看。不看，心里不踏实。

前几天镇上来了一个卖桂花干的，我买了两斤。一半留着泡茶，一半寄给你们。你们做汤圆用得上。

阿鸿，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去码头，沈怀安是不是就不会死？我是不是害了他？

我知道你想说不是。但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很多遍，每一遍的答案都不一样。

算了，不想了。想多了也没用。

你们的地址我记下了。等茶馆攒够了钱，我去香港看你们。

玉兰”

林惊羽看完信，折好，塞进信封里。

“写的什么？”段凛戈从灶台后面探出头来。

林惊羽把信递给他。段凛戈擦了擦手，接过信，看了一遍。他没有说话，把信折好，还给林惊羽。

“给他回封信。”段凛戈说，“告诉他，香港的桂花干比镇上的好，不用寄。”

“你这样写，他会伤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