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中旬，香港的天气忽然热了起来。

不是春天那种暖洋洋的热，而是夏天那种闷闷的、湿湿的热。空气里像挂了一层湿布，贴在皮肤上，黏糊糊的。林惊羽坐在门口拉琴，拉了不到半个时辰，后背就湿透了，汗衫贴在身上，难受得很。他把胡琴放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喝下去还是不解渴。

“今年热得早。”玉兰从茶馆走过来，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喝点，刚煮的，冰过了。”

林惊羽接过来，喝了一口。绿豆汤是凉的，甜丝丝的，有一股陈皮的味道。他喝了大半碗，把剩下的递给段凛戈。段凛戈从厨房里探出头，接过碗，一口喝完，把碗还给他。

“段先生，你脸上全是汗。”玉兰递了一条湿毛巾过去。

段凛戈接过来，擦了一把脸，把毛巾搭在肩上，又缩回厨房去了。灶台上的火还开着，锅里的汤底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热气蒸得整个厨房像一个大蒸笼。林惊羽有时候觉得，段凛戈这个人不怕热是假的，他只是不说。

“阿鸿，你听说了吗？”玉兰在旁边坐下来，压低声音，“北边打起来了。”

林惊羽的手顿了一下。

“打起来了？”

“嗯。昨天来喝茶的客人说的。日本人过了山海关，打到了热河。说是死了好多人。”

林惊羽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起了顾怀琛送出去的那份情报——日军侵华计划的详细部署。情报送到了，但战争还是来了。也许来得晚了一些，也许来得早了一些，但它还是来了。

“香港呢？”他问。

“香港没事。英国人的地盘，日本人暂时不会来。”玉兰停了一下，“但谁知道以后呢。”

两人沉默地坐着。巷子里有小孩在追跑打闹，笑声尖利，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耳。隔壁的老太太在门口择菜，嘴里哼着一首粤曲，调子很老，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玉兰。”

“嗯。”

“你怕不怕？”

玉兰想了想。

“怕。但怕也没用。”

林惊羽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关了店以后，三个人坐在一起吃晚饭。段凛戈煮了一锅面，玉兰炒了两个菜，林惊羽摆碗筷。和往常一样，但谁都没有说话。

吃完饭，段凛戈去洗碗。林惊羽和玉兰坐在门口，看着巷子里的月亮。月亮只有一半，挂在天上，像被谁咬了一口。

“阿鸿。”

“嗯。”

“你说，如果日本人打过来，我们怎么办？”

林惊羽想了想。

“走。”

“往哪里走？”

“往南走。去南洋，去澳洲，去英国人的地方。哪里安全就去哪里。”

玉兰沉默了一会儿。

“带着面馆和茶馆？”

“带不走。但人可以走。”

玉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阿鸿，我不想再跑了。我从北平跑到南方，从南方跑到香港。跑了这么远，还是跑不过。”

林惊羽伸出手，握住了玉兰的手。

“玉兰。”

“嗯。”

“这次不一样。这次有我们。”

玉兰抬起头，看着他。月光落在他眼睛里，亮亮的。

“嗯。”他说，“不一样。”

段凛戈洗完碗，走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你们在说什么？”

“说如果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林惊羽说。

段凛戈沉默了一会儿。

“不会打到香港。”

“你怎么知道？”

“因为英国人还在。日本人不想跟英国人开战。”

林惊羽看着他。段凛戈的表情很平静，但林惊羽知道，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想过的。他不是在安慰他们，他是在说他认为的事实。

“段凛戈。”

“嗯。”

“如果打过来了呢？”

段凛戈在他旁边坐下来，也看着那半个月亮。

“打过来了，就走。带着玉兰，带着面，带着琴。走到哪里算哪里。”

林惊羽笑了，笑得很轻。

“好。”他说。

二月底，香港的气氛忽然紧张了起来。

街上多了很多穿制服的警察，码头上也多了巡逻的士兵。报纸上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热河丢了，承德丢了，长城沿线在打仗。北边的难民一批一批地涌进广州，又从广州涌到香港。码头上到处是拖着行李、抱着孩子的人，脸上全是疲惫和恐惧。

面馆的生意也受了影响。船坞的工人们有的走了，有的被裁员了，阿强也走了。他走的那天来面馆吃了一碗面，说要回老家了，老家在广东乡下，暂时还安全。

“段老板，你的面好吃，可惜以后吃不到了。”阿强放下碗，眼圈有些红。

“以后回来吃。”段凛戈说。

“还能回来吗？”

“能。”

阿强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钱，放在桌上。

“多了。”段凛戈说。

“多的算我请你们的。你们三个，一人一碗面。”

阿强走了。段凛戈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站了很久。

“段凛戈。”林惊羽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嗯。”

“阿强会回来吗？”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