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最后一天，香港拉响了第一次防空警报。

林惊羽正在茶馆门口拉琴。警报响的时候，他愣了一下，弓子停在琴弦上，声音戛然而止。巷子里的人先是愣住，然后炸开了锅——有人往屋里跑，有人往巷口跑，有人站在原地看着天，不知道往哪里跑。

“阿鸿！进来！”玉兰从茶馆里冲出来，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拉进屋里。

段凛戈从面馆跑出来，站在门口，抬头看着天。天很蓝，没有飞机，没有烟，什么都没有。

“是演习。”旁边一个男人说，“报纸上说了，今天防空演习。”

人群慢慢安静下来。有人骂骂咧咧地散了，有人站在巷口抽着烟，仰头看着天，脸色还是白的。

林惊羽靠在茶馆的墙上，心跳很快。他的手还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那声音太像炮声了。北平的炮声，天津的炮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闷闷的，像打雷。但那是炮，不是雷。

“阿鸿。”段凛戈走进来，站在他面前，“没事。演习。”

“我知道。”

“你的手在抖。”

林惊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在抖。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攥成了拳头。

“喝口茶。”玉兰端了一杯茶过来，递给他。

林惊羽接过去，喝了一口。茶是温的，龙井，有一股淡淡的豆香。他喝完，把杯子还给玉兰。

“谢谢。”

“谢什么。”玉兰把杯子放回去，拍了拍他的肩膀，“第一次听警报，都这样。我上次在南方，也听过一次，吓得差点钻到桌子底下。”

沈怀秀从里间走出来，脸色也有些白。她刚才在午睡，被警报惊醒了，鞋都没穿好就跑出来了。

“怎么了？日本人打过来了？”

“没有。演习。”玉兰扶她坐下，帮她把鞋穿好，“别怕。没事。”

沈怀秀坐在椅子上，手按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气。

“怀秀，你没事吧？”林惊羽问。

“没事。就是心慌。”

玉兰又倒了一杯茶，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几口，脸色慢慢缓了过来。

那天晚上，四个人坐在一起吃饭。谁都没有说话。段凛戈煮了一锅面，玉兰炒了两个菜，沈怀秀拌了一个凉菜。和往常一样，但气氛不对。

“段先生。”玉兰放下筷子。

“嗯。”

“你说，日本人会打到香港吗？”

段凛戈沉默了一会儿。

“会。”

林惊羽抬起头，看着他。

“什么时候？”玉兰问。

“不知道。但迟早。”

沈怀秀把筷子放下了。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碗里的面。

“那我们怎么办？”玉兰问。

段凛戈没有回答。他端起碗，把面吃完了，放下筷子。

“走。”

“往哪里走？”

“往南。去南洋，去澳洲。越远越好。”

玉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又要跑。”

“跑总比不跑强。”

林惊羽伸出手，握住了段凛戈放在桌上的手。段凛戈的手很凉，骨节分明，虎口有厚厚的茧。

“段凛戈。”

“嗯。”

“我们不走。”

段凛戈看着他。

“为什么？”

“因为面馆在。茶馆在。树在。走了，就什么都没了。”

段凛戈沉默了很久。

“林惊羽。”

“嗯。”

“树可以再种。面馆可以再开。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林惊羽没有说话。他知道段凛戈说得对。但他不想再跑了。从北平跑到天津，从天津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香港。跑了这么远，还是没有跑过。如果再跑，要跑到哪里去？跑到南洋，跑到澳洲，跑到天涯海角。然后呢？日本人追过来，再跑？跑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阿鸿。”玉兰叫他。

“嗯。”

“段先生说得对。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林惊羽看着玉兰。玉兰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

“玉兰。”

“嗯。”

“你不想跑？”

“不想。但该跑还是得跑。”

林惊羽低下头，看着碗里的面。面已经凉了，汤上结了一层薄薄的膜。

“吃饭吧。”段凛戈说，“面凉了。”

四个人重新拿起筷子，默默地吃完了这顿饭。

六月初，香港的局势更紧张了。

报纸上天天都是坏消息——武汉失守，广州告急，难民潮涌向香港。码头上的人越来越多，巷子里也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有的人蹲在墙角，有的人睡在路边，有的人挨家挨户地敲门讨饭。

面馆的四十碗面已经不够分了。段凛戈又加了十碗，每天五十碗。灶台从五更天烧到午市结束，他的手肿得更厉害了，指关节像一个个小红枣。林惊羽每天晚上用热水给他敷，敷完了揉，揉完了再敷。

“疼吗？”林惊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