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回来，李砚在出租屋里坐了很长时间。

胸口的胎记还在发热。从昨晚地震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个小时，这块沉默了二十八年的金色印记一刻都没有凉下来过。他把手按在胸口上，隔着T恤感受那块温度。它在跳。不是心跳的节奏，是另一种更慢、更沉的律动，像地底深处有什么东西在一下一下地敲。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中秋过后的第一天，月亮升得比平时晚一些，天边还残留着一抹灰蓝色的光。李砚没有开灯，坐在昏暗里，手按在胸口上，等那个律动停下来。它不停。

天完全黑透之后，他站起来，走到衣柜前面，拉开最底层的抽屉。

铁盒子还在老地方。那个盒子从他十三岁起就跟着他，先是母亲收着，后来他上了大学、参加工作、租了这间房子，母亲把盒子寄过来，说这是你爸的东西，该你保管了。他收到盒子那天晚上打开看过一次，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又一件件放回去。之后就再也没打开过。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父亲失踪这件事，在他的生活里是一块被盖住的井。他知道井在那里，但从不去揭盖子。

今晚他必须揭开。

李砚把铁盒子端出来放在床上。盖子有点紧，掰了两下才打开。里面东西不多。一块旧手表，表带已经断了，表盘上有一道裂纹，指针停在十一点二十。他不知道这个时间有什么意义，也许没有意义，只是表摔坏的那个瞬间刚好是十一点二十。一本工作证，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照片上的李卫东比他记忆里年轻得多，大概三十出头，眼神里有种他说不清的东西——不是锐利，是某种很深的安静，像山里的湖。工作证边缘的塑封已经发黄，证件照上的父亲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口扣得规规矩矩。

还有照片。

李砚把照片全部掏出来，一共七张，在床单上一字排开。

第一张是全体合影。七个人站在一辆老式越野车前面，背后是墟渊山的雪线。父亲站在最右边，穿着地质队的蓝色工装，拉链一直拉到领口。李砚仔细看了他的胸口位置，工装遮得严严实实，什么都看不到。他又看其他六个人的脸，没有一个认识的。那时候父亲大概刚加入科考队不久，和这些人还不熟，站在最边上，笑得也很淡。

第二张是工作照。父亲蹲在一处岩壁旁边，手里拿着地质锤，正在敲取样本。照片应该是别人抓拍的，构图不太讲究，父亲的手被画面边缘切掉了一半，但他专注的神情被拍得很清楚。领口扣得规规矩矩，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第三张让他的手停了。

这张拍的不是墟渊山。山势不一样——墟渊山的山体陡峭，植被稀少，岩石裸露。但这座山的植被明显更多，山坡上能看到成片的松林。父亲站在一处山洞口，侧身对着镜头，正在和画面外的某个人说话。他穿的不是工装，是一件深色的长袖T恤，领口被风吹得微微敞开。

锁骨下方，一块金色的印记暴露在阳光下面。

李砚把照片凑近眼前。光线昏暗，他起身打开台灯，把照片放在灯下仔细看。那块印记的颜色比他胸口深得多——不是淡金色，是浓郁的赤金色，像熔岩冷却之前的颜色。形状也不完全一样。他自己的胎记边缘是模糊的，像墨水在宣纸上洇开，没有明确的边界。父亲的这块边缘极其清晰，是一道完整的、闭合的轮廓，像用印章盖上去的。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父亲的字，钢笔写的，墨迹已经发淡：“千山，1995年秋。”

1995年。他八岁。

李砚握着照片的手微微收紧。他对千山那次旅行几乎没有记忆。八岁的孩子能记住什么呢？他只记得骑在父亲脖子上伸手摘野果，野果是红色的，酸得他皱起整张脸。记得在山溪边踩水弄湿了鞋子，父亲没有骂他，把他背起来继续走。记得晚上住在山里的招待所，被蚊子咬了一腿包，父亲用指甲给他掐十字。这些碎片他一直留着，但没有想过把它们拼起来。

父亲在某个他没注意到的时刻拍下了这张照片。胸口的金色印记明晃晃地暴露在镜头前。而他站在父亲身边，什么都不知道。

他把这张照片单独放到一边，继续往下翻。

第四张、第五张、第六张都是风景。墟渊山的雪，连绵的山脊在阳光下白得刺眼。科考队的营地，几顶绿色的帐篷搭在河谷里，有人在生火做饭。还有一张是日落的照片，墟渊山的日落，整条山脉被染成暗红色，像一道巨大的伤口横亘在天边。三张都没有人物，父亲大概只是想记录那里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