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一月份就过年了。林晚这次没有回老家，理由是工作太忙，项目赶进度，走不开。母亲在电话里念叨了很久，说她一年到头就盼着过年能见女儿一面，结果连这点念想都不给。林晚听着那些话，心里酸酸的，但她还是咬定了不回。

她不想回去的原因，一半是真的工作忙，另一半是苏晚宁四月份就要去日本了，她想在苏晚宁走之前多陪陪她。

这个理由她没有跟任何人说，甚至没有跟苏晚宁说。她只是默默地推掉了一些不那么紧急的工作，尽量在七点之前回家，有时候还会在回家的路上买一束花，插在客厅的花瓶里。苏晚宁看到那些花的时候会笑，笑容里有种小心翼翼的惊喜，好像不确定这些花是不是真的为她买的，还是林晚只是顺手。

“这花好漂亮。”苏晚宁第一次看到那些洋甘菊的时候说。

“路过花店看到的，觉得你会喜欢。”林晚说。

苏晚宁看了她一眼，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林晚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她弯下腰，把脸凑近那些小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直起身来，踮起脚尖在林晚脸上亲了一下。

“谢谢。”苏晚宁说，声音很轻，但很真。

林晚摸了摸被亲过的脸颊，觉得那块皮肤在发烫。她想，也许她们之间没有出什么问题，也许只是她想多了，也许一切都会好的。

二月份，新冠疫情开始蔓延。上海进入了封锁状态，陆家嘴的写字楼空了，街道上行人稀少，口罩成了每个人脸上的一部分。林晚开始在家办公，苏晚宁也不用去学校了，两个人被困在那间六十平米的房子里，二十四小时面对面。

这是她们同居以来，在一起待得最久的一段时间。

起初是快乐的。她们终于有时间一起做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在阳台上晒太阳。林晚学会了做苏晚宁爱吃的糖醋排骨，虽然第一次做得太甜了，苏晚宁还是吃了大半盘。苏晚宁在客厅里搭了一个临时的“健身房”，每天拉着林晚做瑜伽，林晚的身体硬得像块木板，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龇牙咧嘴，苏晚宁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那些日子是甜的，甜得像融化的麦芽糖，粘稠、绵密、拉丝。

但麦芽糖吃多了也会腻。

三月份开始，两个人都开始烦躁起来。空间太小了，六十平米对于两个二十四小时待在一起的人来说，就像一个精致的牢笼。林晚开电话会议的时候，苏晚宁在隔壁看书，书页翻动的声音会传到话筒里，林晚的同事会问“林晚你那边什么声音”。苏晚宁写作的时候，林晚在旁边敲键盘，键盘声会打断苏晚宁的思路，她会皱起眉头，但没有说。

她们开始为一些小事争吵。谁忘记倒垃圾了，谁把厨房弄脏了没擦，谁看视频的声音太大了。这些争吵通常很短暂，吵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无聊，互相道个歉就和好了。但那些道歉越来越敷衍，越来越像走流程，像两个签了合同的合作伙伴，按照条款履行义务。

有一天，苏晚宁突然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吵架了？”

林晚想了想，确实，最近几周她们几乎没有争吵。不是因为关系变好了，而是因为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事吗？”林晚说。

苏晚宁摇了摇头：“不是好事。不吵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矛盾，而是因为我们连解决矛盾的欲望都没有了。”

林晚沉默了。她知道苏晚宁说的是对的。以前她们吵架，吵完之后会抱在一起，会哭，会说很多很多话，会把所有的心事都摊开来看。那种争吵虽然痛苦，但争吵之后的关系会变得更近，像两块被摩擦过的石头，磨掉了棱角，变得更贴合。

现在的她们，连摩擦都省了。她们像两条平行线，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偶尔交汇，但很快就分开，没有交点，没有碰撞，没有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