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六号，林晚送苏晚宁去浦东机场。

疫情下的机场空空荡荡，往日熙熙攘攘的出发大厅安静得像一座被废弃的车站。旅客们都戴着口罩，彼此保持着距离，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警惕和疏离。

苏晚宁排队办登机牌的时候，林晚站在旁边，帮她拿着随身的小包。她们没有说话，不是没话说，而是不知道说什么。所有的“保重”“注意安全”“到了给我打电话”都已经在出门前说过了，再说就显得多余了。

办完登机牌，苏晚宁拿到了座位号，靠窗。她把登机牌仔细地收进护照夹里，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林晚。

“我要进去了。”苏晚宁说。

林晚点了点头。

她们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一米的距离，这是疫情期间的安全距离。苏晚宁穿着那件米白色的针织衫，就是她们第一次见面时穿的那件，头发散着，被机场的空调风吹得微微飘起来。林晚看着她，觉得时间好像倒流了，回到了2018年那个下雨的三月，她们第一次在星巴克相遇的时候。

那时候的苏晚宁也是这样，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针织衫，头发有点乱，眼睛很亮，说话的时候喜欢用很多语气词。

两年过去了，苏晚宁还是那个苏晚宁，但好像又不一样了。她的眼神里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多了的是疲惫和沉默，少了的是那种不管不顾的、天真的、让人心动的光芒。

“林晚，”苏晚宁说，“你欠我一句话。”

林晚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那三个字。

“等我回来再说。”苏晚宁没等她开口，又补了一句，然后走过来一步，隔着口罩，在林晚的嘴唇上印了一个吻。口罩的布料隔在中间，林晚感觉不到苏晚宁嘴唇的温度，只能感觉到一个轻柔的、虚幻的压迫感，像风，像梦，像某种正在消逝的东西。

苏晚宁退开，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安检口。

林晚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远，米白色的针织衫在人群中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了安检口的后面。

她想喊“苏晚宁”，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声音。

她想说“我爱你”，但那个人已经听不到了。

她站在空荡荡的出发大厅里，周围是稀稀拉拉的旅客和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注意到她。她站在那里，像一个被遗忘在站台上的乘客，列车已经开走了，她还攥着那张过期的车票，不知道该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