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清珹夹菜的手顿了一下，随即恢复了正常。
“为什么这么问？”
“你今天的笑，”向问天看着她，“和平时不一样。”
顾清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她放下筷子，抬起头看着他。
灯光下，他的目光平静而笃定，像一潭深水，什么都看得见，却什么都不说。
“问天，”她说，“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向问天看了她很久。
“那要看是什么事。”他说。
“如果是——”她顿了顿，“如果是背叛了你的事呢？”
向问天的手指微微收紧，随即松开了。
“你不会的。”他说。
“如果我会呢？”
向问天沉默了几秒。
“那我就等你告诉我为什么。”
顾清珹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热。她低下头，重新拿起筷子。
“吃饭吧。”她说，“菜凉了。”
向问天没有再追问。
他端起饭碗，夹了一筷子菜，慢慢地吃着。
收音机里的新闻还在继续，播报员的声音平稳而克制，像在念一份与己无关的稿子。
但谁都知道，这份稿子，和每一个人都有关。
夜深了。
顾清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向问天说的那句话一直在她脑子里转。
“那我就等你告诉我为什么。”
他不会原谅她。
她知道。
但他会等她解释。
这就是向问天，永远把别人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后面。
永远相信人心里的善意，哪怕那个人辜负了他的信任。
她翻了个身，将脸埋进枕头里。
脑海中浮现的是父亲信中的那句话：
“保护好琰儿。保护好自己。”
她没有做到。
她没有保护好父亲。
她甚至没有保护好自己——因为她现在要做的事，正在一点一点地把她变成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一个为了“大局”，可以牺牲一切的人。
一个像谢文东一样的人。
她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很多她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
天意酒吧，二楼书房。
谢文东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一张上海地图。地图上，那个小码头的位置被他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旁边标注着几个数字——那是姜森查到的换岗时间和人员数量。
“东哥。”姜森推门进来，“有人来了。”
“谁？”
“山本一郎。”
谢文东的眉头微微皱起，随即舒展开来。
“请他进来。”
山本一郎走进书房时，谢文东站起来迎接。
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身姿笔挺，面容清俊，和那天在百乐门出现时没什么两样。
“谢先生，深夜打扰，抱歉。”山本一郎的中文依然带着一点轻微的异国腔调，但比大多数日本人说得都要好。
“山本先生客气。”谢文东做了个“请”的手势，“请坐。”
山本一郎在他对面坐下，目光扫过书桌上的地图，停留了一瞬，随即移开了。
“谢先生，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谈一笔生意。”
“什么生意？”
“那批货。”山本一郎说，“我知道你在查那批货。”
谢文东的笑容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
“山本先生的消息很灵通。”
“过奖。”山本一郎说，“谢先生，你不必否认。我查过你，你是一个务实的人。务实的人，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有害。”
“那你说说，什么对我有利？”
“不碰那批货。”山本一郎的声音很轻，轻得像蛇信子舔过皮肤，“如果你不碰那批货，我可以保证——北洪门在上海的地位，至少和南洪门平起平坐。”
谢文东看着山本一郎，沉默了几秒。
“如果我要碰呢？”
“那我不敢保证。”山本一郎笑了笑，“谢先生，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兄弟，有家业，有你在东北打下来的基业。为了几箱货，赔上这些——不值得。”
谢文东也笑了。
“山本先生，你说得对。”他说，“我是一个务实的人。”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山本一郎。
“但务实的人，有时候也会做一些不务实的事。”
他转过身，看着山本一郎。
“比如——拒绝一个不该答应的条件。”
山本一郎的笑容微微僵了一下。
“谢先生，你想清楚了？”
“想得很清楚。”谢文东走回沙发前，重新坐下，“山本先生，你今天来，是土肥原将军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
山本一郎沉默了片刻。
“有区别吗？”
“有。”谢文东说，“如果是土肥原将军的意思，那我就当是一个日本军官来和一个中国帮派头目谈生意。如果是你自己的意思——”
他顿了顿。
“那我就当是一个老朋友，来劝另一个老朋友不要做傻事。”
山本一郎看着谢文东，看了很久。
“谢先生，”他终于开口，“你比我想象的要难对付。”
“很多人都这么说。”谢文东笑了笑。
山本一郎站起身。
“既然谢先生已经有了决定，我就不多说了。”他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停下来，没有回头。
“谢先生，下次见面——我们可能就是敌人了。”
谢文东看着他的背影。
“山本先生，”他说，“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
山本一郎没有回答，推开门，走了出去。
书房里安静下来。
姜森从门外进来，脸色有些凝重。
“东哥，他会不会——”
“不会。”谢文东打断了他，“他不是来杀我的。如果他是来杀我的，不会一个人来。”
“那他来干什么？”
“来看我的态度。”谢文东说，“现在他看到了。”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已经凉了。
“姜森。”
“在。”
“通知顾清珹。就说——时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