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苏砚之的工作室收到了一件从耀州寄来的包裹。寄件人没有留全名，只写了一个“霍”字。包裹里是一只青釉小碗，碗心刻五瓣梅花，圈足内侧有一道极细的刻痕——“霍”。不是霍小乙的刀法，不是霍仲年的刀法，是更晚的手。清代或民国的霍家后人烧的。碗的胎质粗糙，釉色发灰，刻花潦草，和北窑鼎盛时期的精品天差地别。霍家的窑火一代不如一代，传到最后，只能烧出这样的粗瓷了。但碗心的五瓣梅花还在。歪歪扭扭的，但五瓣都在。

包裹里附了一张纸条，字迹歪斜：“苏老师：这是我家祖传的最后一件器物。曾祖父烧的，爷爷传给我父亲，父亲传给我。我家不姓霍了，改姓贺。但梅花还记得。这件碗，该回家了。”

苏砚之将碗放在修复台上，看了很久。霍家的后人改姓了，但梅花还记得。她把碗翻过来，在圈足内侧那个“霍”字旁边刻了一个“苏”字。霍家的碗，苏家的字，在同一件器物上团聚了。她将碗送往省考古院，老周把它放在霍小乙残碑旁边。霍小乙烧的精品，清代霍家后人烧的粗瓷，在同一个展柜里面对面。九百年的窑火从鼎盛烧到衰落，但五瓣梅花从头到尾都在。

陆时衍将那张纸条也收进了档案袋。纸条上的字迹歪斜，像留守窑工刻在盏心的那朵梅花。字写得不好，但写了。梅花刻得不像，但刻了。霍家的人一代一代，不管走了多远、改了什么姓，都记得五瓣梅花。

入秋后，陆时衍开始整理父亲陆文渊的全部田野笔记。十七本，从1962年到2001年，三十九年的考古生涯。他一本一本地翻，从父亲二十多岁刚进考古院时写的第一本开始。1962年，汉中，调查汉代墓葬群。1965年，宝鸡，西周青铜器窖藏。1972年，咸阳，秦咸阳宫遗址。1980年，铜川，耀州窑遗址群。1985年，北窑，第一次记录霍氏刻纹瓷片。2000年，青石沟，密室和窖藏。2001年，最后的记录。

最后一本笔记的最后一页，是2001年4月12日写的。陆时衍已经读过很多遍了，但每次翻开，心都会收紧。“探方支护的木板有新鲜锯痕。我已拍照记录。明日下探方前，将相机和底片交给陈默，让他带回考古院。若我出事，此笔记本与照片为证。”父亲的笔迹在“为证”两个字上微微加重了力道，像刻修复标记时最后那一刀的顿挫。他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了，把能留的证据都留下了。

苏砚之从修复台前站起来，走到他旁边。她手里握着那只青釉茶盏，茶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青光。陆文渊把茶盏托付给爷爷时附言“留个念想”，把相机交给陈默时说“照片重要，你的命也重要”，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若我出事，此笔记本与照片为证”。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把所有的证据都变成了念想，分给了不同的人。念想可以托付，可以收藏，可以等。等后来的人来取。后来的人取到了。

陆时衍将父亲的十七本笔记全部扫描、编号、存入数据库。最后一本笔记的扫描件，他存了两份。一份在考古院的服务器里，一份在自己电脑的加密文件夹里。文件夹的名字叫“陆文渊”。

窗外起了风，枇杷树的叶子沙沙响。今年的果子已经摘完了，深绿色的叶子在秋风里轻轻翻动。陆时衍合上电脑，从苏砚之手里接过茶盏。茶盏在他掌心里，很小，很轻。父亲托付给爷爷，爷爷传给苏砚之，苏砚之每天带在身边。九百年前霍仲年传出来的茶盏，二十多年前父亲传下去的念想，现在在他手里。他握着茶盏，像握住了所有传过它的人的手。

秋深时，青石沟纸层的保护方案终于有了突破。国家文物局派来的专家组在实验室里成功揭取了一块模拟纸层——用同时代楮皮纸在同等深度、同等土壤条件下埋藏数年的实验样本。揭取成功率达到七成，碎片数量控制在百片以内，每一片上的墨迹都完整保留了。专家组组长在论证会上宣布：“技术成熟了。可以启动纸层的正式发掘。”

陆时衍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上一次他写的是“暂不发掘”，这一次他写的是“同意发掘”。从“暂不发掘”到“同意发掘”，中间隔了很多人——霍仲年等了九百年，陆文渊等了二十多年，苏振海等了一辈子。现在不用再等了。

发掘日期定在明年春天。陆时衍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苏砚之。她正在修复一只清代的粉彩瓶，修复刀停在冲线上。“春天，牵牛花开的时候。”

“嗯。”

苏砚之低下头，继续修那只粉彩瓶。刀尖走在冲线上，很慢，很稳。等了几十年的答案，再等一个冬天。她等得起。修器的人最擅长的就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