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上第一个人叫余曼。秦鹤声标注的随访记录停在两年前的秋天，地址是安平市老城区一栋九十年代的居民楼。时烬把车停在楼下的梧桐树旁，熄了火，没有马上下车。她透过挡风玻璃看着五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窗帘是暖黄色的，窗台上摆着一排多肉植物。

“她还住在这里。”言纪初合上手里的登记表，“至少地址没变。”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穿一件起球的米色开衫，头发随意夹在脑后。她看着时烬亮出的警官证，没有惊讶，也没有慌张，只是把门拉开了一点，让出玄关的位置。

“你们是为了秦医生的事来的吧。”她的声音很平淡，像在说一件早已预料到的事。

客厅不大，茶几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会计职称考试教材和一叠便当盒。余曼把教材合上推到一边，给她们倒了水，然后坐在沙发扶手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准备好了被问话的姿势。

“秦鹤声医生在两年前最后一次联系我，说项目停了，以后不用再来复查。我问他是不是出事了，他说他会把档案交给能接手的人，让我等。”

余曼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我等了两年。上个月听说河岸边发现尸体，我就知道你们迟早会找到我。”

言纪初把便携式血样采集箱放在茶几旁边，没有马上打开。

“你在秦鹤鸣那里接受过组织植入手术，植入物来源是珐琅项目的供体。术后你出现过排异反应吗？”

“发过几次低烧，关节疼，后来就好了。秦医生——秦鹤声医生——每个月给我抽一次血，说是在监测指标。他说植入的细胞不是我的，但不会伤害我。他说这些细胞是别人的，他只是帮它们找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

余曼把手从膝盖上移开，把袖口往上拉了一点，露出手肘内侧——那里有一排已经褪成淡白色的抽血针孔疤痕，从肘窝一直排到前臂中部，密密匝匝，像一条被缝了很多遍的旧拉链。

时烬看着那排针孔。这不是治疗——这是持续的随访监测，是一个人在没有实验室支持的情况下用最简陋的方式尽力维持临床观察。秦鹤声没放弃这些客户，他用自己的手、自己的针头、自己的时间，每个月给这些人抽血、做记录、归档，坚持到项目停止前的最后一刻。

“两年前他最后一次来抽血，抽完之后跟我说，以后不用再来了。他走的时候站在我家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对不起’。”

余曼的声音在说到这句话时微微提高了一。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秦鹤鸣医生的弟弟。秦鹤鸣给我做手术的时候，他也在手术室。他给我缝的线。”

“秦鹤鸣用他做助手，他不得不站在那张手术台旁边。他缝的线不是害你——是在帮你。他在缝合时留了皮下可吸收缝线，针脚比他哥的细，避免了你手上的伤口留下增生性疤痕。这是显微缝合训练中用于修复软组织缺损的技法，不是为了手术方便，是为了术后恢复。”

言纪初没有看余曼的疤痕，她看着余曼的眼睛。

“他缝完你之后，用剩下的线给自己折了一只千纸鹤。”

余曼放在膝盖上的手轻轻攥紧了。她转过脸看着窗外那排多肉植物，片刻后站起来走到电视柜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拿出一个旧信封。信封里是一张对折的纸——秦鹤声手写的随访记录，记录了每次抽血的日期、血常规指标和细胞嵌合率变化。曲线是用圆珠笔一点点描出来的，嵌合率从术后早期的两位数逐渐下降，慢慢平移到略高于1%的位置，稳定了很长时间。

纸末有他写给余曼的几句话：“嵌合率已稳定，不会影响你的健康。如果将来有人来复查，把这张表给她。秦鹤声。”

时烬把表格拍了照，递给言纪初收进取证袋。余曼犹豫了一下，又抽出另一封信——一封简短的手写信，笔迹和实验记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