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午五点半，我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特意去了趟洗手间，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衬衫是早上换的，深蓝色，没有皱，胡子刮过了，头发用了一点点发蜡，是小周上周推荐的，他说：“用点发胶抓个造型，显得精神。”

我从来没用过发蜡，挤多了，头发硬邦邦地贴在头皮上，像戴了一顶不合适的帽子，我用水冲了一下，重新来，这次少了很多。

镜子里的男人看起来不太像平时的自己，但也说不上哪里不一样，大概是嘴角那个弧度，不是笑，是一个人想到等会儿要见的人时，面部肌肉不自觉的、微微的、向上的位移。

餐厅在学校的北门对面，一家开了快二十年的苏州菜馆，门面不大，里面别有洞天。

老板是苏州人，菜做得清淡，每道菜都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和妻子的口味刚好合拍。

她不知道，这家店我是在结婚第一年就打听过的。

系里的同事聚餐来过几次，每次都说“这家菜做得真不错”，我想过带她来，只是一直没有那个“刚好”。

包厢在最里面，两张圆桌，能坐二十来个人。

我到的时候已经坐了七八个，小周在靠门的位置，正和老宋说着什么，看到我就笑了。

“薛老师来了！师母呢？师母什么时候到？”

我放下包，“她下班就过来，可能会晚一点。”

“不急不急，”老宋朝我挤了挤眼睛，“我们先把凉菜点了，薛老师看看菜单。”

我接过菜单，翻开第一页，凉菜、热菜、汤、点心。

糖醋排骨、清炒虾仁、松鼠鳜鱼、莼菜银鱼羹，还有她上次说想吃的桂花糖藕。

我勾了几道菜，把菜单递给小周。

“等会儿再加，等她来了看看想吃什么。”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自然的、流畅的、没有经过任何排练的，就好像过去三年多里，我一直在这么做。

但我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在同事和学生面前，用“她”来指代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名字、有职业、有口味偏好、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并对我的选择产生影响的活生生的、被我重视的、不可替代的人。

包厢的门又开了几次。

张博来了，研二的刘洋来了，几个硕士生也到了。

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筷子和碗碟碰撞的叮当声，学生们互相开玩笑的吵闹声，空气里弥漫着凉菜的醋香和花生米的焦脆味。

我的手机震动了，“到了，在门口。”

我站起来，对旁边的老宋说了一句“我去接她”，然后走了出去。

走廊的灯光是暖黄色的，墙上挂着几幅苏州园林的黑白照片。

我走得很快，快到几乎是小跑。

来到走廊尽头，妻子站在玻璃门前，穿着一件浅米色的羊毛大衣，里面是深棕色的针织裙，头发放下来，披在肩上，围巾是浅灰色的，绕了一圈，一端搭在胸前。

她手里拿着一个深色的手提包，另一只手刚把手机放回包里。

她抬起头看到我，路灯的光从玻璃门透进来，在她身后铺成一片柔和的、淡黄色的光晕。

妻子的脸在那片光晕里显得很干净，没有浓妆，只是淡淡的底妆，一点口红，眼线画得很细。

耳朵上戴着那枚小小的珍珠耳钉，和她第一次来公司接我时戴的是同一对。

“等很久了？”她问。

“没有，刚到。”我推开门，冷风灌进来。

她的围巾被吹开了一角，我伸手按住了。

“进去吧，外面冷。”我说。

她点点头，跟着我走进走廊。

皮鞋踩在地砖上，嗒嗒的，有节奏的，不急不慢的，像一个人在做一件她已经准备好、不需要再紧张的事。

我走在她左边，肩膀离她很近，近到能闻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淡淡的香味。

“紧张吗？”我问。

“不紧张。”

“真的？”

“……有一点。”

我笑了笑，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

包厢的门推开的那一刻，所有的声音都停了。

两个圆桌，十几个人，齐刷刷地看过来。

小周第一个站起来，“师母好！”

这一声像是发令枪，其他人跟着此起彼伏地喊起来——

“师母好！”

“师母这边坐！”

“哇师母好漂亮！”

她的手在桌子下面碰了碰我的手背，只是碰了碰，然后抬起头，微笑看着满屋子的年轻面孔。

“大家好，我是你们薛教授的太太，覃柯浅。”

我的太太，她说的是“薛教授的太太”，不是单纯的自我介绍，还有介绍关系。

她承认了，在那个满屋子都是我的学生和同事的、充满油烟和喧闹的包厢里，在那个我曾经独自来过很多次、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人的餐厅里，她站在那里，对着所有人说，“我是他的太太。”

小周拉出了圆桌旁的主位，让覃柯浅坐。

她坐下之后，我坐在她旁边。

这是第一次，在系里的聚餐中，我旁边坐着一个属于我的人。

“师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坐在对面的刘洋问，她是研二的学生，性格开朗，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做翻译的。”

“哇，翻译！什么语言呀？”

“德文和英文，主要是德文。”

“德语是不是很难学？”小周插进来，“薛老师最近在学德语，天天在办公室背单词，桌上那本德汉词典都快被他翻烂了。”

“真的？”她侧过头看着我，眉毛微微挑起。

“……嗯。”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学了多久了？”她问小周。

“大概……三个月？反正我注意到那本词典很久了，一开始以为是放错了，后来发现教授他真在学。”

她笑了一下，那种笑很浅，但眼睛里有光，“他学得怎么样？”

小周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犹豫了一下，“……薛老师，你别生气啊。师母，他的发音……怎么说呢？‘Guten Morgen’听起来像‘古腾摩根’，重音全在后面的那个音节上。”

全桌笑了，我也笑了。

妻子笑得更明显了一些，发丝挡住了嘴角。

“他在家从来不读给我听，”她说，语气很平，但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像是撒娇，又不完全是，更像是一种只有亲密的人之间才会有的、不需要修饰的亲昵，“我都不知道他学到什么程度了。”

“那师母您回家考考薛老师！”刘洋说。

“好，”她看了我一眼，“今晚就考。”

笑声更大了。

老宋朝她举起茶杯，“弟妹，以茶代酒，欢迎你以后多来我们系里转转。薛老师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闷了。你来了他话都多了，今天组会多说了五分钟呢。”

她端起茶杯和老宋碰了一下。

“那我以后多来。”然后转向我，“可以吗？”

“可以。”我说。

“每两周来一次？”她问。

“……可以。”

“每周来一次？”

“……也可以。”

全桌笑得更厉害了。

妻子的眼睛弯成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描述的、很好看的角度。

菜一道一道地上来了，糖醋排骨、清炒虾仁、松鼠鳜鱼、莼菜银鱼羹，还有那道桂花糖藕。

她夹了一筷子糖藕，咬了一口，嚼了几下，没有说话，但她又夹了一筷子。

“好吃吗？”我问。

“嗯。”她点了点头，“这家店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结婚第一年。”

“那你为什么不早带我来？”

我顿了顿，“……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她没有说话，但在桌子下面，她的脚碰了碰我的脚，不是不小心，是她穿了低跟的皮鞋，脚尖轻轻点了点我的鞋尖。

“糖藕好吃，”她说，“下次还来。”

“好。”

老宋开始讲他当年博士答辩的糗事，小周接茬说自己的课题进展，刘洋抱怨论文难写，剩下的几个人聊着学术圈的新鲜事。

覃柯浅听着，偶尔插一句，提到德文文献里的某个术语在中文里没有对应词，翻译的时候需要创造一个新词，老宋很感兴趣，问了好几个问题。

她回答得很自然，不是那种我在向大家展示我很专业的刻意，是你们问了我正好知道，那就说说看的随意。

她的声音不大不小，语速不快不慢，每一句话都说得清清楚楚，不是同传箱里的那种输出，不需要翻译，只是她自己。

我看着她，坐在我的学生们中间，被他们围着，被他们问问题，被他们用那种老师的太太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的好奇目光打量。

她没有不自在，没有拘谨，只是坐在那里，像一棵移植到新土壤里的植物，正在试探性地、一点一点地伸展根系。

小周喝了几杯啤酒，话更多了。

“师母，我跟您说一个薛老师的秘密。”

覃柯浅挑了挑眉，“什么秘密？”

“薛老师的办公室里，没有您的照片。一张都没有，我们一直以为他没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