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班后，她没加班。

六点一刻给我发消息：“我在你学校北门。”

我关了电脑，拿起外套，走出办公室。

梧桐叶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的，像走在旧信纸上。

她的车停在路边，深灰色的，她搬走后换的。

我以前没见过，但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她靠在车门上，围着那条浅灰色围巾，手里拿着两杯咖啡。

“先喝咖啡，再去买相框。”她把其中一杯递给我。

拿铁，不加糖，我的口味，她还记得。

商场在离学校三站路的地方，地下二层有一家家居店，相框很多，木质的、金属的、大的、小的、简约的、繁复的。

她走在我前面，时不时拿起一个相框端详，歪着头看一会儿，又放下。

我跟在她身后，手里拿着那杯还没喝完的咖啡。

“这个怎么样？”她举起一个原木色的，边框很窄，简单得几乎没有设计，“放你办公室，不要太显眼。”

“好。”

“那就这个。”她把相框放进购物车，又走到另一个货架前，“再买一个放家里。”

最后挑了三个，一个原木色放我办公室，一个深胡桃木色放客厅，一个小小的银色金属框，她说，“这个放我床头。”

“放什么照片？”我问。

她没回答，只是把那个小相框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放进购物车。

家居店的隔壁是一家快照摄影店，门口挂着样片，全家福、情侣照、宝宝照、个人写真。

透明的玻璃橱窗里有一个小小的拍照区，背景是纯白色的，灯光很亮。

妻子站在橱窗前看了一会儿。

“薛默塭，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一起拍过照片。”

我愣了一下，翻遍手机相册，合照只有结婚证上那张。

三年多，若干次旅行，无数个周末，我们甚至没有一张在某个景点前并肩站着的、笑着的、普通的游客照。

“拍一张？”她侧过头看着我。

“……好。”

店员是个年轻的女孩，扎着马尾，笑起来声音很大，“两位拍什么？情侣照？我们有套餐，精修两张，送一个水晶摆台——”

“不用套餐，就拍一张，洗出来，我们自己有相框。”覃柯浅说。

“好的好的，那两位这边请，先选背景。我们有白色、灰色、还有这个莫兰迪蓝——”

“白色。”她说。

“好嘞。那先生，您站这边，女士站这边，靠近一点，对，再靠近一点。先生您笑一下？自然一点，想想开心的事。”

开心的事。

我看着镜头，想着开心的事，早上她给我热牛奶，昨晚她纠正我德语发音时嘴唇碰我额头的温度，前几天她在机场靠在我肩上的重量，我的嘴角动了一下，但镜子里那个男人的笑容是僵的，像一块没有揉好的面，被硬生生拉出了几个不自然的褶皱。

“先生您放松，不用这么紧张，就是拍个照。”店员的声音还是那样大，但带着一点憋不住的笑。

“你别看镜头了，”妻子的声音从我耳边传来，“你看我。”

我转过头，她站在我左边，围巾取下来了，头发别到耳后，露出那枚珍珠耳钉。

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嘴角弯了一个很小的弧度，“你别想我在拍照，你想今天晚上回去喝什么汤。”

“……番茄牛腩。”

“加土豆？”

“加。”

她笑了一下，眼睛微微弯着，嘴角往上翘，露出一点点牙齿。

“好，就这样！别动！”店员按下了快门。

快门声咔嚓一下，像一节车厢终于挂上了钩。

“再来一张，女士单独拍一张吧？您这么好看，不拍可惜了。”店员看着覃柯浅，眼里是那种遇到漂亮客人忍不住要多拍几张的热情。

“好。”她点头。

我退到一边。

她站在白色背景前，双手自然垂下，没有刻意摆姿势，但她的身体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描述的松弛，像水，放在什么容器里就是什么形状，不需要用力，就已经很美。

店员让她侧过身，让她微微抬头，让她把手放在胸前。

每一个指令她都做得很自然，不是配合，是本来就是这样。

镜头里的她不像在拍照，像是光落在她身上，她只是在那里，就让光有了意义。

我看着，想起了自己在报告厅里的样子，站在讲台上，指着投影屏幕，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程的解在边界处收敛”，声音平稳，手势精确，眼神笃定。

几百人的会场，从没有紧张过，但现在，在商场地下二层一个小小的摄影棚里，对着一个年轻的店员和一台普通的单反相机，我连笑都不会了。

不是不会笑，是不会被看。

在报告厅里，被看的是我的研究，是我的数据和结论，不是我这个人。

我的身体只是一个载体，一个不会出错的、功能性的、不需要被评价的存在。

但此刻，镜头对着的是我，是薛默塭这个人，三十六岁，物理教授，不太会笑，拍照时手不知道放在哪里。

而她不一样，她习惯被看。

翻译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在她身上，客户、听众、同传箱对面的那个人。

她必须在那样的注视下保持冷静、精确、不犯错误。

她练出来了，把“被看”变成了一种不需要思考的、近乎本能的能力。

照片拍完了，店员把底片给我们看。

第一张合照，她看着我在笑，我看着她的侧脸，表情不算自然，但眼睛是亮的。

第二张她的单人照，侧身，微微低头，灯光在她的睫毛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