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了点头。
覃柯浅转身面向我。
“到了给我发消息。”我说。
“嗯。”
“每天都要发。”
“嗯。”
“德语不会的问你。”
“嗯。”
她踮起脚，很短的一下，嘴唇碰了碰我的下巴。
不是吻，是一种我走了但我会回来的确认。
然后她转身过了安检，没有回头。
方驰跟在后面，也没有回头。
我站在安检线外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候机厅的转角。
手机震动，她发的：“进去了。”
我回：“嗯，到了记得说。”
开车回家的路上，车很少，高架很空，阳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刺眼的，温暖的。
副驾驶座上放着她平时抱的靠垫，浅灰色的，上面有一根很长的头发。
我用拇指和食指拈起来，方剂口袋，没有扔掉。
她落地的时候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我在书房，手机放在桌面上，屏幕亮了一下，语音消息，三秒钟。
我点开消息，她的声音带着长途飞行后的沙哑和疲惫，“到了，法兰克福，早上七点。这边阴天，比上海冷。”
我回了一个电话。
她接得很快，“没睡？”
“在等你的消息。”
“你明天还要上班。”
“嗯，但是想听你的声音。”
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背景里有机场广播的声音，德文的，听不懂。
“方驰呢？”
“去拿行李了。”
“你酒店定了吗？”
“公司定的，在美因河边上。”
“晚上吃什么？”
“不知道,到了再说。”妻子的嗓音停了一下，“薛默塭，你该睡了。”
“你到了我就睡了。”
“……那我挂了。”
“嗯，如果你想的话。”
但她没有挂，我也没有。
我们听着彼此的呼吸声，隔着整个欧亚大陆。
信号里有一点滋滋的底噪，像两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之间，仅存的、微弱的、但始终连接的电流。
“你先挂。”她说。
“你先。”
“……好。”
嘟的一声，通话结束。
手机屏幕暗下去，书房的灯还亮着。
我看着天花板那道裂缝，从吊灯延伸到墙角，没有变长，也没有变短。
它还在那里，我也还在。
倒时差的日子开始了。
她的白天是我的深夜，我的白天是她的凌晨。
手机成了唯一的信道，每一条消息都要穿过无数个基站、海底光缆、卫星信号。
那些信号在真空中以光速传播，从她的手机到我的手机，只需要不到零点一秒，但那条消息的内容，往往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消化。
她的第一条工作消息是落地第二天发来的。
“今天见了客户，德方是一家隐形冠军，做工业传感器的。家族企业，第四代了，老爷子亲自来谈。说话带着施瓦本口音，很多词听不懂，连蒙带猜。方驰帮我补了几个背景信息，不然今天要翻车。”下面附了一张照片。
会议室的窗外是法兰克福的天际线，几栋高楼，欧洲中央银行那个标志性的双塔。
会议桌上摆着矿泉水、笔记本、同传耳机。
我回：“施瓦本口音和标准德语区别大吗？”
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她回了，“区别很大，就像上海话和普通话。但老爷子人很好，知道我不是德语母语者，故意放慢了语速。
“那你翻译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他放慢的语速再转成正常的中文语速？
“聪明。这是同传的基本功，Speaker的语速不影响你的输出，你要在自己的节奏里。你今天上课了吗？”
“上了。量子力学，讲无穷深势阱。”
“学生听话吗？”
“小周又问了很多问题。”
“还是关于边界条件？”
“是，他总是不信边界条件可以归一化。”
“你多发几张照片给我。”
我拍了一张办公室窗外的梧桐树，发过去，又拍了一张桌面上的德汉词典，发过去，又拍了一张餐桌上的深胡桃木相框，发过去。
她回了三个字：“看到了。”
她的第二条工作消息是关于谈判的。
“今天进谈判室了。德方和中方各坐一边，二十几个人。我和方驰坐在中方这边，我负责口译，他负责记录关键条款的争议点。一开始很顺利，条款一条一条过。到了价格条款，卡住了。德方要价太高，中方不同意。老爷子脸色沉下来，说了句‘Das ist kein Verhandlung, das ist ein Spiel’。这不是谈判，这是游戏。全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我把这句话翻成中文，原句原话讲出来，语气没有变，情绪没有加。中方那边有人笑了一下，气氛松了一点。后来方驰跟我说，你翻得很好，那种时候，译者的情绪是最大的变量。”
我看着这条消息很久。
打了几个字，又删掉。
最后只发了：“你一直翻得很好。”
她回了一个“嗯”。
当天深夜，她发来一张照片。
美因河，夜景，河面上有一座桥，桥上亮着灯。
配文：“法兰克福的铁桥，上面挂满了同心锁。方驰说那是网红景点。”
我放大了那张照片。
桥上有人，三三两两的，看不清面孔。
桥栏杆上密密麻麻地挂着锁，大小不一，颜色各异。
“你没挂一个？”
“挂给谁？”
“挂给我。”
“还需要挂吗？”
“不需要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嗯，我知道。”
凌晨三点，我醒了，拿起手机，她发了一条语音，是白天录的。
背景里有风，有河水的流淌声，有远处教堂的钟声。
“薛默塭，你上次说Ich liebe dich说对了，我想再听一遍。”
我录了一条语音，对着手机，声音压得很低。
“Ich liebe dich，柯浅。”
发过去，两秒。
她的回复是一行字：“收到。”
她的第三条工作消息是关于压力的。
“今天谈了整整八个小时，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中午只休息了一个小时。我在同传箱里待了六个小时，出来的时候腿是软的，嗓子是哑的。方驰给我买了一杯热可可，我喝完才想起来，你应该不喜欢他给我买东西。但他买了，我喝了，因为真的很累。你不会介意吧？”
我回：“不介意，热可可好喝吗？”
“好喝，就是太甜了。”
“那你下次少放糖。”
“下次你买给我。”
“好。”
等了一会儿，她又发了一条，“今天有一个词翻错了。我把Liquidit?tsplanung（流动性规划）翻成了清算计划，意思完全反了。德方律师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听出来了。方驰会后跟我说，没关系，不影响大局。但我在洗手间里站了一会儿，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很难看。不是丑，是你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很久没有犯过这种错了。”
“你太累了。”
“也许。”
“注意休息。”
“睡不着，这边的床太软了。”
“那你把枕头翻过来，另一面朝上试试。”
过了一会儿，她回：“好了。”
“有用吗？”
“有一点。”
“薛默塭。”
“嗯。”
“你下周要交项目中期报告了吧？”
“你怎么知道？”
“你之前提过，写在便签条上，贴在冰箱门上。12.15 中期报告截止。你贴在那里，你以为我没看到？”
“我以为你不会看那种小纸条。”
“我会看，你所有的纸条我都会看。”她说，“‘别搞太晚’那张，我还留着。”
“我知道。”
她出国已经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周末，法兰克福时间下午，她发来一条语音，我是在开车去买菜的时候点开的。
“今天谈判休息一天，出来走走。去了法兰克福大学，校区很分散，不像你们复旦那么集中。这边的物理系在一栋老楼里，我拍给你看。”
照片是一栋旧建筑，黄墙，绿窗，门廊上刻着德文。
我放大看了看，看到门边的铭牌上写着“Physikalisches Institut”。
“你站在门口，像不像在等我下班？”我问。
“像。”她笑着说，“那我进去了？”
几秒钟后，她发了一张自拍，站在物理系门口，穿着深蓝色的大衣，围巾被风吹起来，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
我把这张照片存了下来，设成主屏幕。
她的第四条工作消息是关于结束的。
“基本谈完了。明天签约，后天回。薛默塭，我想喝你炖的汤，排骨莲藕，加土豆。”
“好。”
“我落地是周六早上，你来接我。”
“好。”
“方驰坐另一班，我不会跟他一起。”
“我没问他。”
“但你想了。”
“嗯，我想了。”
“我不会。”
“我知道。”
通话结束。
我放下手机，走进厨房。
排骨拿出来解冻，莲藕削皮切块。
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响着。
窗外的天还没有亮，凌晨四点十七分。
她的航班还有三十六个小时落地，我在等，等她回来，喝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