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结束后，我送走冯珍珍，回到咨询室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动弹。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书店里的灯亮着，秦素茗在整理书架，思秋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

冯珍珍的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长期的孤独、被忽视、情感剥夺，已经在她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她用谎言建构的自我认同极其脆弱，随时可能崩塌。而自残行为更是危险的信号，说明她已经没有其他方式来处理内心的痛苦了。

我不是精神科医生，没有处方权。以冯珍珍目前的情况，她可能需要药物治疗配合心理咨询。这意味着我需要建议她去精神科做一次全面评估。

但我也知道，对于一个严重缺乏信任能力的人来说，“转介”这个行为本身就可能被理解为“抛弃”。她会觉得连我也没办法了，连我也不要她了。

这是个两难的局面。

我拿起手机，给我的督导师发了条消息，约了今晚的电话督导。

然后我开始整理冯珍珍的案例记录。从第一次咨询到今天的第四次，我把她说的每一句话都重新看了一遍，试图从中找出被忽略的线索。

她说过她是“公众人物”，是谎言。

她说过她做家教遇到了一个有妇之夫，那个男人的妻子被关在阁楼，是谎言。

她说那个故事里有一场大火，也是谎言。

但她说这些的时候，情绪是真实的。那些高兴、悲伤、恐惧、烦躁，都是她自己的感情，只是被她嫁接到了虚构的故事里。

那么问题来了——那些情绪对应的真实事件是什么？

她为什么选择了“家教”这个壳子？为什么是“有妇之夫”？为什么是“被关在阁楼里的妻子”？为什么是“大火”？

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偶然的。在潜意识的世界里，没有巧合，只有象征。

我盯着记录本，脑子里飞速运转。

晚上九点，我拨通了督导师张老师的电话。

张老师是国内心理动力学取向的资深督导师，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六十多岁，满头白发，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句都能说到点子上。

“苏默然，你说。”电话那头传来她沉稳的声音。

我把冯珍珍的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包括她的谎言、她的孤独、她的自残行为，以及我的担忧。

张老师听完，沉默了几秒钟。

“你觉得她为什么会选择你？”

“什么？”

“你觉得她为什么会选择你的咨询室？不是因为那家书店，不是因为‘神秘’。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咨询师，她为什么偏偏选了你？”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

“你在网上有一些文章，她应该看过。你的文章里有一种东西，是她在别处找不到的。”

“什么东西？”

“你对边缘人群的态度。你在文章里写，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被仇恨，而是被无视。这句话，应该击中了她的心。”

我沉默了。那篇文章是我三年前写的，讲的是校园霸凌中被忽视的旁观者效应。我没想到，会有人因为这句话找上我。

“苏默然，你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反移情问题。”张老师说，“你对这个来访者产生了强烈的拯救欲，这很危险。”

“我没有——”

“你有。”张老师打断我，“你刚才说‘我不能让她觉得被抛弃’，这句话本身就是反移情的表现。你不是她的父母，不是她的拯救者，你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你的工作是帮助她建立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成为她的拐杖。”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她说得对。

我确实对冯珍珍产生了强烈的共情，甚至可以说是过度认同。她的孤独、她的被忽视、她的不被看见，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己的影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年选择学心理学。不是因为想拯救别人，而是想弄清楚，为什么自己总觉得不被理解。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