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三天，林默把时间分成了三块。
上午去港区物流园，装模作样地打听马骏的下落。他问了几个老搬运工，问了龙腾物流的仓库管理员，甚至在物流园门口的早点摊上坐了半个小时，和摊主聊了聊“最近有没有见过一个瘦瘦的、脖子后面有块疤的人”。没有人见过。马骏已经很久没在物流园出现过了——他活着的时候也不怎么来这边，他最后的几年是在棋牌室和便利店门口度过的，不是在物流园。
但林默还是每天来。不是为了找到马骏——他知道马骏在哪。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答应过李秀兰。答应过的事要做到，不是为了守信——守信是对活人而言才有意义的词，他早在母亲病房里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后一丝温度。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她每天接他电话的时候能听到一点进展，哪怕那进展是假的。假的进展也是进展。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来说，有人帮她找儿子，本身就是一种安慰。
第二天下午他去了一趟批发市场。港区批发市场是镜海市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从服装鞋帽到日用百货到建材五金，几百个档口挤在铁皮棚顶下，空气里永远弥漫着塑料制品的气味和装卸工的汗味。马骏的记忆告诉他，这里每天有上百万的现金在流动，大部分不走账，不开票，交易靠口头约定和现金结算。
林默在市场里逛了两个小时，什么也没买。他只是在观察——哪个档口的出货量最大，哪个批发商的仓库管理最松懈，哪家老板娘总是用计算器算账而不用电脑。他把这些信息全部存进大脑，和马骏记忆里的客户名单交叉比对。
走到市场最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一家档口前面围着一群人。挤进去一看，是一个中年男人倒在地上，脸色发紫，嘴角有白沫，旁边的人正在打急救电话。林默站在人群外围看了一会儿。那男人大概五十岁，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老头衫，肚子很大——有脂肪肝的体态，脸色长期灰暗，大概率是心血管问题。周围的人七嘴八舌：“老周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倒了。”“他压力太大了，今年生意不好做，亏了好多。”“这一倒，家里怎么办啊，他老婆没工作，儿子还在上学。”
林默想起老钱。老钱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倒下了，周围的人替他把后事想一遍，然后各回各家。没有人会想到这不是突发疾病。没有人会想到有人偷了他的时间。
急救车来了。担架把老周抬走。人群散了。档口的卷帘门哗啦一声拉下来，旁边摊位的老板帮忙锁了门。市场又恢复了刚才的嘈杂，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林默转身离开。走出市场门口的时候，他掏出手机，打给李秀兰。
“阿姨，我今天又问了几个人，都说没见到他。但我找到了一个以前跟他一起跑过长途的司机，那人说马骏之前提过想去南方打工。也许他已经离开镜海了。如果能找到他在长途客运站的购票记录，也许能查出他去了哪个城市。”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稳，甚至还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温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李秀兰说：“你是个好人，小林。你不用每天都帮我找了，你也有自己的事。”
“没事，反正我也闲着。”
“明天你不用来了。”她说，“我打算回老家了。警察说会继续找，有消息通知我。我一个老太婆在这里也帮不上忙，还花住店的钱。骏骏要是回来了，他知道家里的电话。”
林默握着手机，没有说话。他知道马骏不会回来了。但他也知道，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儿子可能还在南方某个城市打工”的念头回到老家，比让她带着儿子的骨灰回老家要好一点。前者是等待，后者是终点。等待是可以活下去的，终点不行。
“那您路上小心。”他说，“到家给我打个电话。”
“好。你也要好好的。你妈妈要是知道你帮别人找妈妈，她一定很欣慰。”
林默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靠在批发市场门口的柱子上站了一会儿。下午的阳光斜照进来，把铁皮棚顶上的锈迹照成一片一片的暗红。他想起了母亲。她最后说的是“你身上怎么有血”，他回答的是“摔了一跤”。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
他把这个念头从意识里推出去，推到他给刘国栋和老钱的记忆设置的同一个角落里。
第三天晚上，他和宋知意一起搬完了最后一车书。
新书店的招牌还没挂上去。旧书店的招牌——“往生书店”四个字——靠在新店门口的墙根下，还没来得及重新安装。宋知意站在店面中间，周围堆满了还没拆封的纸箱，封箱胶带在日光灯下反着光。她的头发用一支铅笔随意地盘在脑后，脸上蹭了好几道灰，手指上的墨水渍被胶带粘得更深了。
“总算搬完了。”她拍了拍手上的灰，环顾四周，露出一种疲惫但踏实的表情——像一个人终于把自己的废墟搬到了新的地址，虽然还是废墟，但至少是新的。
“明天开始整理书架。”她说，“你帮了我这么多，我请你吃饭。”
“不用。”
“不是客气。是真的想请。巷口那家牛肉面，十二块一碗，加蛋加两块。我请得起。”
林默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认真——那种在贫穷中仍然坚持要还人情债的认真。他知道如果拒绝，她会觉得欠着他，而欠着的感觉会影响这段关系的稳定性。他需要这段关系稳定。
“好。”
面馆在巷口，门面小到只能放下四张桌子，但牛肉汤的香味隔着半条巷子都能闻到。两人各点了一碗面。宋知意加了一个蛋，林默也加了一个。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宋知意把筷子在桌上顿齐，低头吃了一大口。
“你知道吗，”她边嚼边说，“这是我这两个月来第一次在外面吃饭。”
“一直在店里自己做？”
“自己做便宜。挂面，青菜，鸡蛋。三样东西可以吃一周。”
“所以你营养不良。”林默说。他说这话的语气和说“今天下雨”没有区别，不带关心，只是陈述事实。
宋知意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说得对。但我不是没钱——书店虽然不赚钱，但也不亏太多。我是懒。一个人吃饭没意思。”
“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她抬起头看他。他正在低头吃面，表情和往常一样——平静，淡漠，像在完成一个必要的动作。他夹起一筷子面，吹了吹，放进嘴里，嚼得不快不慢。动作流畅而精准，既没有饥饿者狼吞虎咽的贪婪，也没有美食家慢条斯理的享受。他只是把面当成燃料一样在补充。
“你这人真的很有意思。”她说。
“哪方面？”
“你说的话有时候很好听，但表情一点都没变。一般来说，说好话的人脸上会带笑，你没有。但又不是那种故意板着脸装酷——你是真的没表情。”
林默放下筷子。她说得对。他确实没表情。不是因为刻意控制——是他越来越不需要表情了。表情是用来传递情绪信号的，而他面对宋知意时不需要传递情绪，只需要管理她的情绪。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像手动挡和自动挡的区别。他在开一辆手动挡的车，每次换挡都要踩离合器，但踩离合器的动作本身没有表情。
“习惯了。”他说。
“习惯什么？”
“习惯不需要对人笑。”
宋知意没有追问。她把碗里的面吃完，喝了两口汤，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出神。
“我以前也想过去大公司上班。”她说，“中文系不好找工作，但可以去做文案、做编辑、做新媒体运营。我投过简历，面过试。有一次差一点就拿到offer了——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工资四千五，试用期三个月。面试官问我对他们公司有什么了解，我说我看过他们的广告，写得很好。其实我没看过——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就看了几篇软文。”
“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