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新的章节。不是写给死人的遗书，是写给她——写给那个正在变老的女孩。他写下了她变老的过程，从二十五岁那根白发开始，到二十八岁她低头织围巾时露出的后颈，到三十五岁她想要孩子时他不敢回答的沉默，到四十五岁她不再问任何问题，到六十八岁她在病床上认出了他的脸。

他写了整整两页。写到她临终前最后叫他的名字时，铅笔芯断了。

他把铅笔放下，走到窗前。窗外，墟沟的巷子在夜色中安静得像一条干涸的河床。远处港区的吊机正在缓缓转动，红色的指示灯在雾气中拖出模糊的光轨。爬山虎在夜风中沙沙响，声音和夏天时一模一样。

他回到桌前，削好铅笔，继续写。从那个问题开始——“他们应该被人记住吗？”他写那些被他掠夺过的人，不只赵勇、刘国栋、老钱、马骏，还有所有从他手中流过的时间。他写道：“如果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最后时刻经历了什么，那么掠夺就不只是偷走他们的未来，是偷走了他们的存在。偷走了他们曾经活过这个事实。”

天快亮的时候，他合上笔记本，躺在床铺上。天花板上那块水渍还在，形状被他看了一整夜之后，现在看起来像一片没有海岸线的海。

他把手枕在脑后，脑子里又开始了每晚的固定节目。但今晚，那些记忆不再是四台开在不同频道的电视机。它们被分成了两个文件夹：一个是“他们”，一个是“我”。在“我”的文件夹里，有一个女孩踮起脚，亲了一下他的额头。她的嘴唇很干，起了皮，轻轻刮过他的皮肤。这个片段没有被归类，没有被分析，没有被归档。它只是被放在了“我”的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