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诗歌课结束后，宋知意在整理孩子们交上来的三行诗作业。她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握着那支灰绿色钢笔，面前摊着十几张大小不一的纸片——有的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带着锯齿状的毛边；有的是用书店提供的牛皮纸写的，字迹工整地排列在预先画好的横线上；还有一张是粉红色的便利贴，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三行，最后一行被橡皮擦破了一个洞。

她一张一张地看，每看一张就在上面用钢笔写一行批注。那个七岁女孩写的是：“风吹过来/叶子说好/我点点头。”宋知意在旁边写：“叶子和你的对话，我听到了。”便利贴上的三行诗来自一个九岁男孩，写的是：“我爸说港区的吊机像长颈鹿/我去看了/不像。”她看了很久，最后在破洞旁边画了一个圈，批注只有两个字：“诚实。”

林默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手里握着铅笔，但没在写。他在看宋知意念孩子们的作业。每念到一首她觉得好的，她会轻轻“嗯”一声，然后把那张纸单独放在一边。如果念到一首她不太确定的，她会把钢笔反过来，用笔尾轻轻敲两下柜台，然后重新读一遍。这些细微的动作和声音——笔尾敲在木头上笃笃的闷响、喉咙里那声满意的轻哼、她把好诗单独放成一叠时纸张落在柜台上沙沙的摩擦——被他下意识地记在心里。

“你今天好像特别开心。”他说。

“因为这期作业是最好的。以前孩子们写诗总想写得很‘像诗’——押韵，成语，感叹号。这期不一样。他们开始写自己看到的东西了。叶子说好，吊机不像长颈鹿——这些不是老师教的，是他们自己看到的。”她把那叠“好诗”单独放在柜台左上角，用镇纸压住，“写诗最难的就是这个——不写你以为该写的东西，写你真正看到的东西。”

张姐的女儿还不会写字，但她交了一张画。画上是一个歪歪扭扭的长方形——大概是书店的门——门口坐着一个小人，小人的膝盖上放着一个更小的长方形——大概是笔记本。小人的旁边站着一个高一点的人，头发是蓝色的——因为蓝色蜡笔最顺手，不是因为她头发真的是蓝色的。宋知意看了很久，然后在画的背面用钢笔写：“第三行在你手里。”她把这幅画也放进了那叠好诗里。

傍晚，孩子们都散了。宋知意开始改自己上周写的那首关于书店的诗。她已经改了四稿，这是第五稿。纸上的诗句被划得面目全非，好几段被她用墨水整块涂掉，又在旁边用更小的字重新写过。她改到某个词时停住了笔，钢笔在指间缓缓转了两圈。

“卡住了？”林默问。

“‘书店的门是木头做的’——‘木头’太木头了。换‘旧木’也不行，换‘原木’更差。‘木头’就是木头，但它不应该是木头。”她把笔放下，揉了揉眼眶，“累了。改不动了。我趴一下。”

她把手臂叠在柜台上，头枕上去，闭上眼睛。不到一分钟，呼吸就变得平稳而绵长。林默看着她手指上还沾着今晚改稿时蹭上去的墨水，她食指侧面那个被钢笔磨出来的茧在日光灯下泛着淡淡的光泽。他把掉在地上的诗稿捡起来，拍了拍封面上的灰，放回柜台上她的胳膊旁边。然后坐在柜台对面的椅子上，把帆布袋放在脚边，拿出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铅笔握在手里，笔杆上的牙印卡在虎口。

他想写一首诗。不是关于她的——关于他脑子里那些声音。最近它们又开始出现了。

不是赵勇、刘国栋、老钱、马骏的声音。是新的。是他自己。但不是现在的自己——是以前的。是那个站在天台上准备往下跳的林默。是那个在母亲病房里握着她的手、看着她脸上血色消失的林默。这些声音以前被他压在四个人的记忆下面，现在它们浮上来了。

他握紧铅笔，在纸上写：“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停了一下，又写：“是以前的我。他还站在天台上。他问我——你真的想活吗？”

他把铅笔放下。手心有汗。窗外港区传来一声低沉的货轮汽笛，拖得很长，像一头鲸在深海里缓慢转身。他闭上眼睛。四份人生从底层翻涌上来，他看见赵勇在女儿生日那天买了气球、刘国栋跪在母亲遗像前烧冥币、老钱在码头护栏上弹烟灰、马骏在电话亭里绕电话线。然后他看见自己——天台上那个自己，袖口的线头在风中飘着。那个自己回头看了他一眼，表情空白，像一面没被照过的镜子。

他猛地睁开眼。宋知意还在睡。煤气灯在角落里嘶嘶轻响，爬山虎的枯藤在夜风中刮着墙面，风铃偶尔撞出一声钝响。他低头看着笔记本，拿起铅笔，在刚才那两行下面继续写：“窗台上的阳光停了。爬山虎还在往上长。我知道，我必须活着。”

他把铅笔放下。那些声音安静了。不是消失了——是退到了更远的地方，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泡沫，还在沙沙作响，但已经够不到他的脚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