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边回来之后的第三个夜晚，林默坐在书店门口的台阶上。宋知意在书店里睡着了——她趴在柜台上，手里还握着那支灰绿色钢笔，面前摊着今天诗歌课上孩子们交上来的作业。她批改到一半就撑不住了，笔尖在纸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墨痕，最后一个字被拉成了一条模糊的线。

林默没有叫醒她。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膝盖上摊着牛皮纸笔记本，铅笔握在手里。巷口的路灯忽明忽暗，钨丝在玻璃罩里发出微弱的嗡鸣。爬山虎的枯藤在夜风中轻轻刮着墙面，风铃偶尔撞出一声钝响。

他在写一封信。不是给死人的——是给沈渡的。他已经写了三个晚上，撕掉了五稿。每次写到一半就觉得措辞不对——太像辩解，太像求饶，太像在给自己找理由。他要的不是辩解，不是求饶，不是理由。他要的是交代。

赵勇，四十四岁，高利贷催收员。死于镜海市天穹商务区衔月塔天台。死因：多器官功能急性衰退。刘国栋，四十七岁，前装修公司老板。死于墟沟东片筒子楼自家客厅。死因：心源性猝死。老钱，五十二岁，码头吊车司机。死于港区码头。死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马骏，三十八岁，无业。死于墟沟与天穹商务区交界处某条没有路灯的巷子。死因：不明衰老。陈海，五十六岁，退休轮机长。死于港区码头长椅。死因：肺癌晚期并发多器官功能衰竭。孙国栋，六十一岁，独居退休化工厂工人。死于城东公寓。死因：自然衰老。第七个名字，第八个名字，第九个——一个他不知道名字的中年男人。公交车站，急刹车，公文包散落一地。

他写完了。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死因。铅笔在纸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字迹，写到最后一个名字时笔芯断了，他用小刀重新削好，继续写完了最后一行。

他把信纸从笔记本上撕下来，折好。然后站起来，推开书店的门。风铃轻轻晃了一下，铝管碰撞的声音很轻。宋知意还在睡，呼吸平稳而绵长。他把信放在柜台上，压在她的钢笔下面。然后转身走出书店，往港区的方向走去。

沈渡的安全屋藏在港区老居民楼的深处，外墙的爬山虎比墟沟的还密，叶子全掉光了，只剩一层枯藤包着整面墙。林默站在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没有犹豫，抬手敲了三下。凌晨的楼道很安静，敲门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了几秒。门后传来脚步声——不紧不慢，皮鞋跟在水泥地上磕出的节奏他听过无数次。

门开了一条缝。沈渡穿着一件旧毛衣，手里没有烟，但手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的烟——他已经戒烟了，但手指还是习惯性地夹着什么东西。他看到林默，没有惊讶，没有愤怒，只是把门开大了一点。

“你知道我住这里？”

“去年夏天查到的。你用你妻子的名字租的房。房东是个退休教师，住楼下。你房间的窗户对着码头，每天早上六点半能看到第一班货轮进港。”

沈渡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退后一步让出门口。“进来。外面冷。”

房间里和沈渡的办公室一模一样——行军床铺得整整齐齐，折叠桌上堆着档案袋和笔记本，墙角那块软木板还钉着赵勇、刘国栋、老钱、马骏的照片。唯一的区别是软木板正中央空了一块——原来钉着林默一寸照的位置，现在只剩一颗孤零零的图钉，针尖上什么也没穿。沈渡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那个空位。“照片我拿下来了。钉了太久，照片背面粘在板子上，撕下来的时候留了一块白印。”

“照片呢？”

“收起来了。”沈渡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倒出那张一寸照——大学档案里复印的，像素模糊，眼神空洞。“以前钉在板上是为了提醒自己：这个人是目标。后来拿下来是因为我发现自己不需要提醒了。你的脸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他把照片放在桌上，面朝下。

林默从口袋里掏出那封折好的信，放在照片旁边。“我来把这个给你。”

“是什么？”

“交代。”

沈渡低头看着那封信。他没有马上打开，而是把信拿起来，在手指间翻了个面。信封没有封口，纸是牛皮纸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有撕扯时留下的毛边。他抽出信纸，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信纸上的铅笔字迹很淡，有些地方被橡皮擦过，有些地方写着写着笔芯断了又重新削尖继续写。他看了很久。久到港区码头的货轮响了第一声汽笛，低沉而绵长的声音穿过关着的窗户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