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名字。九个案子。最后一个你连名字都不知道。”他把信纸放在桌上，用手指抹平折叠留下的折痕，“你写了多久？”

“一整夜。”

“为什么现在来？”

“因为宋知意。她把我的笔记本翻到倒数第二页，看到了那个名单。她说要把这些写下来。不是忏悔——是记住。然后我想起你。你追了我两年，从赵勇的天台追到书店门口。你被停职，被免职，被同事当疯子。你没有放弃过。我欠你一个交代。不是认罪书——交代。我想让你知道，你追了两年的人是谁。”

沈渡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字。那是林默写到最后一行时，犹豫了很久才加上去的话——“我没有自首，不是因为想逃避。是因为这条命对我还有用。每周六早上七点要开门，诗歌课要有人摆坐垫，第二集诗册还没印。这些不是借口。这些是我的理由。”

“你知道我等这封信等了多久吗？”沈渡把信纸放在桌上，用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不是两年。是从赵勇死的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你在天台上，我在停尸房。方静给我看赵勇的尸检报告——多器官功能急性衰退，死因不明。她问我要不要立案，我说再等等。我等了三个月，等到刘国栋死。又等了两个月，等到老钱死在码头上。然后马骏失踪，我在他的寻人启事上看到你的名字。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是你。没有证据，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法医报告支持。但我知道是你。”他把桌子上的档案袋打开，从里面抽出那张寻人启事——纸张已经泛黄，边缘卷了边，马骏的照片在日光灯下泛着惨白色。寻人启事的下半部分被撕掉了一半，断口参差不齐。他把寻人启事放在信纸旁边，然后在行军床上坐了下来。

“这封信，不是我要的证据。没有作案手法，没有物证链，不能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供。但我知道每一件事都是真的。你没有把赵勇的死写成‘意外’，没有把老钱的死写成‘自然死亡’。你写了他们的名字，写了他们怎么死的，写了他们在最后时刻还活着的证据。你给了他们最后的下午。我不需要证据了。”

沈渡站起来，走到软木板前，从图钉上取下那张空白的位置——那块被照片覆盖过的白印比其他区域新一点，白得有些刺眼。他用食指摸了摸那块白印，然后把林默的照片从抽屉里的信封中抽出来，重新钉了回去。

“照片归位。但不是作为目标。是作为结案。你的案子在我这里，结了。”

“以后不会再来书店蹲点了？”

“会。但不是蹲点。是来看书。《刑事证据学》看完了，下次借《法医学》。你们书店不是有旧书五块一本吗？我每周来买一本，算是资助。”他把桌上那封信重新折好，放进档案袋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根，没点，只是夹在指间。他的手指有轻微的颤抖——是戒烟后的戒断反应，也是某种持续了两年终于松开的东西。他看着窗外港区码头渐亮的天色，开口时声音很轻：“你知道从这边巷口到书店门口要走多少步吗？二十八步。每个来蹲守的夜晚我都在数。二十八步。从怀疑走到确认，花了两年。”

林默没有回答。他站起来，往门口走了一步，又停下来。“沈渡。”

“嗯？”

“你的名片我还留着。不是原版——是被我撕碎了又拼回去的那张。我撕碎之后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用透明胶带粘好了。放在笔记本夹层里。你说‘时间会说话’。你说得对。时间会说话，但不是用我掠夺的那种方式说话。是用你的方式——用两年，走完二十八步。”

沈渡把手里那支没点的烟放回烟盒里。他看着窗外，第一班货轮正缓缓驶入港区码头，汽笛声低沉而悠长。天边已经开始泛白，路灯还未熄灭，在晨光中显得越来越淡。“你的书店还没到开门时间。今天是周六，你该回去了。”

林默推开铁门，走进黎明前最后一段夜色里。身后，沈渡坐在行军床上，面前摊着那封铅笔信和重新钉回软木板的照片。他没有开灯——窗外港区第一班货轮正在进港，汽笛声低沉而悠长。天快亮了。他用手指轻轻弹了弹软木板上那颗图钉，钉子在晨光中泛着微弱的金属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