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没来。

我查完房，做完一台瓣膜置换，下午四点回到办公室。门口的长椅空着。走廊里没有她的声音。电梯上上下下，开门关门，没有她。

我坐在办公桌前，打开抽屉。那个苹果还在，皮已经有点皱了。笑脸贴纸翘起来的那一角，沾了一层灰。

我关上抽屉。

拿起手机，打开对话框。昨天的消息还在——“我明天也来。”“你不用来。”“我知道。”

她没有再发。

我打了几个字：“你今天——”

删掉。

又打：“你还在——”

删掉。

最后把手机扣在桌上，翻开病历本。

写了三行字，笔停了。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不知道她是不是生气了。不知道她说的“来看你”是一句客气话还是真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夏常安。我可以读懂一份心电图，可以判断一个瓣膜需不需要置换，可以在一堆化验单里找出那个异常指标。

但我读不懂她。

那天我加班到很晚。不是因为有事，是因为不想回家。家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盆快要死的绿萝和一双我的拖鞋。

九点多，我关了办公室的灯，走到医院大门口。

她坐在台阶上。

背对着我，低着头，膝盖上摊着一本书。路灯的光落在那本书上，泛黄的，像是旧书。

我站住了。

她没发现我。

风很大，她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她缩着脖子，翻了一页书。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两步远的地方。

“你怎么在这？”

她回过头。仰着脸看我，眼睛里有路灯的光，亮亮的。

“路过。”她说。

“你家在枫林路。医院在南边。你怎么路过？”

她笑了一下，没回答，把书合上，站起来。蹲太久，腿麻了，晃了一下，手抓住我的袖子，又松开了。

“你加班？”她问。

“嗯。”

“吃了吗？”

“没有。”

“我也没吃。”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

“旁边有家面馆，”我说，“还开着。”

“你请我。”

“好。”

面馆在医院东门对面，很小，只有六张桌子。墙上贴着菜单，红底白字，有几个字掉了，看不出是什么。老板在灶台后面忙，油烟机轰轰地响。

她点了一碗雪菜肉丝面。我点了一碗阳春面。

“你吃这么素？”她问。

“习惯。”

“你不是不吃，你是不会吃。”

我没接话。她从筷筒里抽出两双筷子，用开水烫了烫，递给我一双。

“夏常安，你是不是每天都加班？”

“有时候。”

“有时候是多少天？”

“……大部分时候。”

“那你回家干嘛？”

“睡觉。”

“睡醒呢？”

“上班。”

她看着我，摇了摇头。不是嫌弃的那种，是“你这个人没救了”的那种。

面来了。她往自己碗里加了两勺辣椒，又往我碗里加了一勺。

“我不吃辣。”

“你吃。这个辣椒不辣，是香的。”

我低头吃了一口。辣的。呛得咳了两声。

她笑了。不是那种抿着嘴的，是笑出声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你不是说香的吗？”我说。

“是香的啊。辣是辣，香是香，不冲突。”

她又往自己碗里加了一勺辣椒，吃得鼻尖冒汗。

我低头吃面，没再说话。但她在说。说她在看的书，说那个作者写的一段话，说她觉得写得真好。我没听懂，但我听着。

她的声音不大，混在油烟机的轰鸣里，混在老板炒菜的声音里，混在其他食客的聊天声里。但每一个字都落在我耳朵里，很清晰。

“夏常安，你在听吗？”

“在听。”

“我说了什么？”

“你说了你最近在看的书。作者是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