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后天真的来了。

下午两点，我刚从手术室出来，洗了手，换上白大褂。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还没散干净。她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深蓝色的，鼓鼓囊囊。

“你真来了。”我说。

“我说了我来。”

她走进来，把布袋子放在桌上，自己坐下。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领口很大，露出一截锁骨。头发扎起来了，后脑勺一个小揪揪，几缕碎发垂在耳边。

“你今天不上班？”我问。

“调休了。”

“又请假。”

“又不扣你的钱。”

我没接话。她把布袋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三本书，摞在桌上。

“这是什么？”我问。

“书。”

“我看到了。为什么拿书？”

“给你看。”

我看了看那摞书。最上面一本是《罪与罚》，很旧了，封面发黄，书脊裂开一道缝，用透明胶粘着。第二本是《安娜·卡列尼娜》，第三本我看不懂书名，是俄语。

“你上次说我念的那段你没听懂，”她说，“所以我拿书来给你看。”

“我什么时候说我没听懂？”

“你没说。但你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道没见过的题型。”

我没说话。她说得对。

“我不看小说。”我说。

“你不看，是因为你不想看，还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时间看？”

“……不想看。”

“那你今天看一下。”

她把最上面那本《罪与罚》翻开，翻到某一页，折了一个角，推到我面前。

“读这一段。”

“我在上班。”

“你现在不忙。我进来的时候你在站着发呆。”

我没反驳。她说的对。我刚下手术，脑子还处在那种空白状态，什么都不想，只是站着。

我低头看那页书。印刷字很小，纸张泛黄，边角有她铅笔做的记号——几道浅浅的下划线，旁边写了一个小字：“好。”

“读出来。”她说。

我看了她一眼。

“读出来，我想听。”

我没动。

“夏常安，你是不是没给人读过书？”

“没有。”

“那你今天读一次。”

我拿起那本书。纸张很薄，摸上去粗糙的，有旧书的味道。我清了清嗓子。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拉斯柯尼科夫问。”

“‘因为您很可怜，’索尼娅回答。”

我停下来。

办公室很安静。走廊里有护士在说话，很远，听不清内容。窗外有阳光，落在她肩膀上，灰色的毛衣被照得发白。

“继续。”她说。

“‘自从您来这里，我就觉得您很可怜，’索尼娅说，‘您说的话我虽然听不懂，但我觉得您很可怜。’”

“‘我虽然听不懂。’”她重复了这半句，笑了一下，“你看，听不懂也没关系。索尼娅也听不懂。但她觉得他可怜。”

“你觉得我可怜？”我问。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像拉斯柯尼科夫。”

“哪里像？”

“你也不跟人说话。你也一个人待着。你也不笑。”

“我笑了。”

“你什么时候笑了？”

“……刚才。”

“那不算。你那是嘴角抽筋。”

她把书从我手里抽走，翻了几页，又折了一个角，推回来。

“再读一段。”

我低头看。那段没有对话，是大段独白。拉斯柯尼科夫在说他自己——说他为什么做那件事，说他不是想杀人，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不是在杀一个人，’他说，‘我是在杀一个原则。’”

我停下来。

她看着我。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落在她脸上，一道明一道暗。

“你也有你的原则。”她说。

“什么原则？”

“不说话。不靠近。不让人进来。”

我没回答。

她把书合上，放回那摞最上面。

“书放你这儿。你慢慢看。看不懂也没关系。”

“我可能不会看。”

“那你留着。当镇纸也行。”

她站起来，拿起那个布袋子，空了，晃了晃，又放下。

“我走了。”

“嗯。”

她走到门口，停下来，没回头。

“夏常安。”

“嗯。”

“你上次说你不会聊天。其实你不是不会，你是不敢。”

她走了。

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下，拐弯，没了。

我站在办公桌前，低头看那摞书。最上面那本《罪与罚》，封面上的字已经模糊了，但透明胶粘过的那道裂痕很清楚。

她粘的。还是之前的谁？

我翻开第一页。扉页上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字迹很小，有点歪。

“给瑀曦。愿你永远读得下去。”

不是她的字。是别人的。

我翻到折角那一页。下划线旁边那个小字——“好”，是她的笔迹，跟她给苹果贴的笑脸贴纸上的字一样，圆圆的，软软的。

我把书合上，放回那摞最上面。

拉开抽屉，那个苹果还在。皮已经全皱了，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发酵的味道。

我看了看苹果，看了看那摞书。

然后把抽屉关上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电视。茶几上放着那三本书。

我拿起最上面那本，翻到折角的那一页。从头开始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