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她来得更勤了。

有时候带着书，有时候不带。有时候坐十分钟，有时候坐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她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我在手术的时候她就坐在门口的长椅上，看书，等我。

护士小周开始用那种眼神看我了。就是那种“我知道了”的眼神。

我没解释。也解释不清。

周四下午，她从包里拿出一本新的书，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

“《日瓦戈医生》。”她说，“你看过吗？”

“没有。”

“帕斯捷尔纳克写的。苏联的。后来被禁了。”

“为什么被禁？”

“因为他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她把书翻开，翻到某一页，折了一个角，递给我。

“读这段。”

我接过来。这次没有犹豫。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廊里很安静，午后的阳光从百叶窗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的横线。

“‘他们相爱，不是因为宿命，’我念，‘而是因为他们本该如此。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他们彼此是对方唯一的秩序。’”

我停下来。

她没说话。

我抬起头。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不是路灯那种亮，是更深的那种，像冬天的湖面底下有水流。

“怎么了？”我问。

“你读得比我想象的好。”

“我只是念字。”

“不是。你在读。不一样。”

她把书拿回去，翻了翻，又递过来。

“再读一段。”

我看了看那段话。很长，没有对话，全是描写。主角在雪地里走，走了很远的路，去找一个人。

“‘雪下了一整夜，’我念，‘他走在雪地里，身后没有脚印。不是雪把脚印盖住了，而是他走了太久，已经不需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我停下来。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动的声音。

“这句话，”她说，“像你。”

“哪里像？”

“你也不回头看。你也不说自己从哪里来。你就往前走，一个人，什么都不带。”

我没说话。

她从我手里把书拿走，合上，放在桌上。

“夏常安，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什么小时候？”

“就是小时候。你上什么学校，你爸妈做什么的，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我沉默了几秒。

“没有兄弟姐妹。爸妈离婚了。我跟爷爷奶奶长大。”

她没说话。没问为什么，没问后来呢。就那么安静地坐着，等我。

“你几岁的时候？”她问。

“七岁。”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我没有往下说。她也没追问。她把那本《日瓦戈医生》翻到扉页，从包里拿出一支铅笔，写了几行字，然后把书递给我。

“送你了。”

我低头看。扉页上写着：

给夏常安。

你不需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你只需要知道，有人在这里。

——萧瑀曦

我看了很久。

“你这字写得不好看。”我说。

“你闭嘴。”

我把书合上，放在桌上那摞书的最上面。最底下是那本《罪与罚》，中间是《安娜·卡列尼娜》，最上面是这本。三本书，都是她带来的，都翻过折角，都有她用铅笔画的线。

“你是不是每本书都画线？”我问。

“只画我觉得好的。”

“你觉得好的标准是什么？”

“能让我想起某个人的。”

我抬起头。她在看我。没有笑，也没有不笑。就是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