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德走了以后，沈砚的日子又恢复了平常的节奏。

每天早起卸门板，摆货，坐在柜台后面等人上门。没客人的时候就翻翻账本，算算还有多少存货，杭州那边还有多少银子没收回来。傍晚关门，回家陪母亲吃饭，然后回到铺子里守夜。日子过得像流水一样，不紧不慢，但每天都在往前淌。

周慎言每隔十天半月会来一封信，报告杭州那边的情况。分号开张第一个月，卖了三十七两；第二个月，卖了五十二两；第三个月，卖了六十八两。数字一次比一次大，沈砚把每一笔都记在账本上，心里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到了秋天，两间铺子的流水加起来，一个月已经能破百两了。刨去成本、房租、人工，净利大约在三十两左右。沈砚给自己定的规矩是：利润的一半存起来，备着进货；三分之一留作周转；剩下的，用来改善生活。

他给母亲买了一件新棉袄，给顾娘子扯了一身新衣裳的料子，给阿蘅买了一支糖葫芦和一本《三字经》。阿蘅已经认识不少字了，能把“人之初，性本善”背到“苟不教，性乃迁”，再往后就磕磕绊绊了。

“沈叔叔，什么叫‘苟不教’？”阿蘅趴在柜台上问。

“‘苟’是如果的意思。如果不教育，人的本性就会变坏。”

“那娘教育我了，我是不是就不会变坏？”

“对。”

“那娘打我，也是在教育我？”

沈砚笑了：“算是吧。”

阿蘅歪着头想了想，说：“那我以后不惹娘生气了。”

顾娘子正好从后院走进来，听见这话，愣了一下，然后别过脸去，装作在整理货架。沈砚看见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说什么。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但踏实。

这天傍晚，沈砚正准备关铺子，一个人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是周慎言。

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长衫，头发有些乱，脸上带着一种沈砚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慌张，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茫然。他站在门口，喘了几口气，才开口说话。

“沈砚，出事了。”

沈砚放下手里的门板，给他倒了一碗水：“慢慢说。”

周慎言接过碗，一口喝完，擦了擦嘴，说：“杭州那边，有人盯上咱们了。”

“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