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莆田，暑气未消。荔枝林的叶子被晒得发白，龙眼已经收完了，树上还剩一些晚熟的果子，孤零零地挂在枝头，没人摘。乐瑶坐在四中新校区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攥着一张工资条，攥了很久。

工资条上印着“应发工资：800元”，下面有一行手写的字——“财务延迟发放，具体时间待定”。她已经两个月没拿到工资了，银行卡里只剩三百多块。那是暑假家教攒下的最后一点钱，付了房租，买了日用品，交了话费，已经见底了。

她盯着手机屏幕，给王俊源发了一条短信：“我工资还没发。卡里快没钱了。”等了很久，他才回：“我明天给你转点。”她看着那行字，眼眶酸了一下，不是感动，是委屈。她想回“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忙了”，删掉了。想回“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了”，也删掉了。最后什么都没回，把手机扣在桌上。凭什么要等他来转钱？她毕业了，有工作了，有编制了，她应该是独立的，应该能养活自己。可她现在连吃饭都要算着花。

她想起毕业前那些日子，在宿舍里和苏敏聊天，说过“我肯定没问题，有工作了，有编制了，怕什么”。苏敏说“你男朋友那么能干，你更不用怕了”。她笑了笑，没反驳。她那时候也是这么想的——有工作了，有人兜底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现在工作有了，工资不发。有人兜底，那个人自己也快被淹没了。她发现自己根本接不住这些事——房租、饭钱、弟弟的生活费，每一件都好重。她觉得自己像个气球，吹得很大，看起来很厉害，一根针轻轻一扎就瘪了。她以前不是这样的。高中那会儿家里穷，学费都能按时交，虽然生活费紧巴巴，但她咬着牙过了三年，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那时候她知道，读书是唯一的路，只要把书读好，一切都会好。可现在目标没了，大学毕业了，工作了，该“好”了，怎么比以前更难了？

她把脸埋进胳膊里，趴在桌上。

她想起妈妈在电话里说过的话：“你刚上班，工资还没发，你哪来的钱？”她说“我有”。她其实什么都没有。她不想让妈妈知道，不想让弟弟知道，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以为她可以撑过去，可是她没有撑过去。从工资延迟发放的那天开始，她的心态就一点一点地在变，开始觉得世界不公平。自己那么努力考上大学、考过专八、在实习期间评价那么好，为什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为什么别的学校发得出，莆阳中学就发不出？为什么她运气这么差？

她也开始抱怨他。暑假那阵子几乎每一天都吵架，不是真吵，是冷战，她不说话，他不知道她在生气，她更生气了。她气他不问她为什么不高兴，气他好像永远在忙，气他的世界那么大，大到她越来越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觉得他不够关心她——来看她的时候总是很累，话越来越少。她想听他说“没事，有我在”，可他说不出口，他就是那种不会说的人。她知道，她知道这就是他的性格，可是知道归知道，心里还是委屈。

他的电话打来了。她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名字，接起来。

“你刚才说钱的事，明天我去银行给你转。”他的声音很哑，像刚睡醒，又像根本没睡。

“不用了。”她说。

“你不用跟我客气。”

“我没客气。我不要你的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沈乐瑶，你跟我分什么你的我的？”

她握着手机听了很久，想说什么，喉咙哽住了。她想起了他衣柜里那件穿了好几年的外套，鞋柜上那双鞋底磨平了的运动鞋。他也没有钱，他把能省的每一分钱都省下来投到那个项目里，每天吃最便宜的盒饭，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那个“转钱”是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不忍心收，又委屈自己连这样“挤出来”的钱都要靠别人施舍——她眼泪往下掉，声音还是平平的：“我没事，你忙吧。”

挂了电话之后她趴在桌上哭了很久。她不知道怎么跟他吵。他从来不跟她吵，她说了，他听着，她说完了，他说“嗯”，她就没脾气了。那种“嗯”不是认错，是“我知道你说得对，但我没办法”。

等她的情绪过去了，回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很久。他从来不说这些。他不说他每天工作到几点，不说他在外面受了多少气，不说项目有多难。他高中毕业那年暑假，别人在玩，他在打工。他妈妈走的那年，他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好难过”。他的世界很早就开始对他不友好了，他已经习惯了。

但她还不习惯。她一直被保护得很好——被父母，虽然家里穷，但他们从来没让她和弟弟吃过真正的苦。被学校，只要成绩好，老师就喜欢。被他，从高中到现在，他一直挡在前面，替她扛着大部分风雨。她忽然意识到，她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生活的难处。她以为的“难”，都有人帮她接着。现在那个人自己也在难处里，接不住她了，她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站，也跑不起来。

“巨婴”这个词不好听，但她觉得自己确实是这样。每个月有钱来了就花，没想过存钱。弟弟要钱、她给，不管自己有没有。觉得有工作了，有编制了，一切都会好的。而现实打在她脸上，很疼。

她把那本英语语法书从枕头底下抽出来，她看着那本书发了很久的呆。等了四年了。等到毕业，等到回莆田，等到他在兴华路开店，等到他去宏图做项目。以为等到了，原来还没到。她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她只知道他现在很累，她也累。

她不怪他了。她只是想，他们什么时候能不那么累。

窗外的龙眼树沙沙沙沙地响，夜风已经有了凉意。她把窗户关小了一点，躺回床上。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落进来，细细的一线，照在被子上。她伸出手放在那道光线里，手背亮亮的，掌心是暗的。她把手翻过来，又翻过去。

“王俊源，你什么时候能不那么累？”——她没有把这话发出去。她怕他回的还是“还行”。

可她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拆穿他了。她连自己都快撑不住了。刚毕业的意气风发，去莆田一中面试时跑前跑后、精心准备的那一股劲，全部撞在现实这堵墙上，碎了一地。

这几周，她说服自己：高三那年早上五点半起床背单词的那个自己，实习时站在讲台上腿抖但还是把课讲完的那个自己，不会垮。可她还是会在深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钱——弟弟的生活费、下个月的房租、每天吃饭要花多少，实在撑不住了要不要跟同事借。她又不想借钱，她从小到大没跟人借过钱，从青溪村出来的女孩子，别的没有，骨气不能丢。

而那个骨气最不值钱。不能当饭吃，不能交房租，不能变成工资条上该发还没发的数字。

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给王俊源打电话。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

“你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