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莆田的冬天终于露出了它的獠牙。不是北方那种干冷，而是南方特有的湿冷，冷到骨缝里。

乐瑶坐在办公室窗前改作业，红笔在手中停顿了很久。窗外荔枝林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条在灰白色的天幕上划出道道裂痕。桌上的台历翻到了二〇〇七年一月，有一件事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已经四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银行卡里的数字早已归零，抽屉里那沓皱巴巴的零钱是她最后的储备，连一百元都凑不齐。那天中午，她没有去食堂。她在办公室里把早上从出租屋带来的馒头掰成两半，就着保温杯里的白开水一口一口往下咽。馒头是昨天买的，已经凉透了，硬得像石头。

同事推门进来拿东西，看到她的馒头加白开水愣住了。“你没去食堂？”她笑了笑把馒头藏到抽屉里，说“不太饿”。门关上了，她把抽屉拉开，继续吃。馒头噎在喉咙里，喝了一口水才咽下去。她低头看着手里剩下那半块馒头，眼泪忽然掉了下来。不是因为委屈，是害怕——不是怕饿，是怕自己撑不住，怕自己哪天真的没钱吃饭了要跟家里开口，怕妈妈在电话那头沉默，怕弟弟知道了不肯上大学。更怕的是，她还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些。王俊源不知道，妈妈不知道，弟弟不知道，同事不知道。这个秘密像一块石头，她一个人抱着，抱了四个月。

手机震了一下。他的短信：“这个周末我去看你。”她看着那行字，没有立刻回。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好”显得太冷淡，“你终于肯来了”又太怨。她打了两个字：“好啊。”发了出去。

王俊源看到那两个字的时候，正在中兴电子城一个商户的办公室里。他不是来招商的，是来探底的。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老板，姓吴，做电脑配件批发，在莆田做了七八年，手下的客户遍布闽中。王俊源此前约了三次，前三次都推说忙。第四次，他才肯坐下来。

“吴总，电子城的项目您考虑得怎么样？”王俊源递过一份新的招商手册，语气不卑不亢。吴老板没有接，靠在椅子上，手里转着打火机。“小王，你这个项目我早就听说过了。老实讲，宏图是第一次做电子城，你们既没有经验，又不像中兴那样深耕本地，我凭什么陪你冒这个险？”

王俊源把招商手册放在茶几上推过去，不急不躁地开始分析：“莆田电脑市场每年在以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速度增长，中兴的地理位置偏南，辐射不到涵江、仙游那一带。我们的盘子正好切在中间，涵江的、仙游的商户过来都不远，这一个窗口期三到五年。您如果现在不入场，等中兴把这一块的商户全部锁死，您以后想进就难了。”

吴老板手里的打火机停了。

门从外面被推开了，进来一个年轻女人，高跟鞋，紧身裙，手里提着两袋水果。她笑着跟吴老板打了个招呼，目光在王俊源脸上停了一下。

“哟，有客人啊？”

“宏图的，谈生意。”

那女人把水果放在桌上，挑了一个橘子剥了递给吴老板。王俊源站起来说，今天先到这里。吴老板没有留他。出了门他站在走廊上点了一根烟，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本子，在“吴总”后面画了一个三角——待定。

“美人计”这件事他没有放在心上。商场上的手段轮不到他大惊小怪。真正让他睡不着觉的，是另一件事——宏图的资金链出问题了。集团高层在年前做了一轮战略收缩，电子城项目不在优先名单上，工程款的拨付被无限期延后。商户交的定金已经花在前期设计上了，装修队退了，工地停了，只剩那一圈围着钢筋水泥的空壳。

他被商户围堵在招商部。有人说“退钱”，有人说“要你好看”，有人把合同摔在他脸上。他把合同从地上捡起来，拍了拍灰，放在桌上，一字一句地说，三个月之内要么开业，要么他个人赔。散场以后，陈副总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

“你疯了？你个人拿什么赔？”

“拿这条命。”他没说出口，但表情就是这个意思。他出来以后站在电子城门口，工地的风吹过来灌进领口。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到她发来的那两个平淡的字——“好啊”。拇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按灭了光，没有回。

一月下旬的某个周末，他终于抽出时间去看她。

乐瑶听到摩托车声从楼下传来，走到窗前往下看，他的车停在龙眼树下。那辆旧摩托车，车身上的泥点子比上一次多了很多。她从窗口缩回去——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在等他。敲门声响起来，她等了一会儿才去开。

他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灰色夹克，头发长了没剪，胡子有点茬。手里提着一袋水果，应该是路边现买的。两个人隔着一道门槛看着对方。他瘦了很多，颧骨凸出来，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浓得发青。

“进来吧。”她说。

他走进来坐在床沿上。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放在床头柜上。两个人并排坐着，肩膀没有靠在一起。沉默很久。

“王俊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她的眼眶红了。“你别骗我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什么都跟我说。你在天津做MP3生意的时候，进价多少、卖了多少、赚了多少，你都会告诉我。现在你什么都不说。”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比以前粗糙了很多，指甲缝里有灰，指腹上有新磨出的茧。“沈乐瑶，有些事你不知道比较好。”

“为什么？”

他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因为知道了你睡不着。”

那个眼神让她害怕。不是凶，是很重——像一个人扛着一座山站在她面前，说“你不用帮我扛”。这座山是他的。他不想让她沾手。

那天下午他们没有说太多话，也没有拥抱。他问了她学校的事，她问了店里和电子城的事。他只说了“还好”，没有说名字、没有说数字、没有说那些被商户围堵的下午，没有说那个人剥橘子给他看的年轻女人，没有说资金链断裂、开业无期、他个人背债。她也没有说自己已经四个月没发工资，那个咬了两口就咽不下去的冷馒头。

傍晚他要走了。她送他到门口，转过脸看了他一眼。他伸出手帮她把额前的碎发拢到耳后，那根手指在她颧骨上停了一下，像在确认她还有没有瘦。然后放下手，转身下楼。

她靠在门框上看他一级一级往下走。这次她没有哭，只是关上门坐到床沿上，拿出他们曾经的信件。内容都熟悉到会背了。但是感情渐渐不见了。

晚上她备课备到很晚，关灯闭眼，睡不着。荔枝林的风吹着窗框呜呜响。她想的不是“他还爱不爱我”，而是“他到底在扛什么”。她不知道，她帮不了，她甚至不敢问。那次见面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主动给他打电话。他打来的时候，她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不是赌气，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每一次开口都是“学校还好”“钱够用”“你注意身体”，翻来覆去那几句话。她说完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也一样。两个人在电话里沉默，听彼此的呼吸声，从福建传到莆田，从莆田传到福建，隔着几条溪、几十座山。

有一天晚上他把电话挂了之后，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已经很久没有说过“我想你了”。她翻遍最近几个月的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没有找到这三个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了，她也不问了。她把他们之间那根细细的线握在手心里，线还在，她不确定那头还有没有人。

一个晚上，乐瑶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亮着，他的名字在通话界面上闪烁。响了六声，第七声的时候她挂掉了。不是不想接，是不敢接。她怕听到他疲惫的声音，怕自己会问“你什么时候来看我”，怕他的回答还是那句“这周没时间，下周再说”。她怕自己会哭，怕哭了以后他说“你别这样”。她不知道“这样”是哪样——是太黏人？太不懂事？还是她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了他的负担。

她把手机放在枕边，躺下去。荔枝林的风从窗缝灌进来，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她翻了个身把被子蒙住头。那个念头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来的——像一条鱼，从很深很暗的水底慢慢浮到水面，吐了一个泡泡：要不分手吧。

她的心跳了一下。分手？她从来没想过这两个字会跟自己有关系，从高一到现在，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七年。她的整个青春都绕着他转，如果他不在了，她还剩什么？可是不分手——她又剩什么？一个人在这间朝北的出租屋里，四个月没发工资，银行卡里只剩几十块，弟弟下学期的生活费还差一大截。他在哪里？他在应酬，在陪客户，在忙那个永远忙不完的项目。她连他每天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她把自己重新缩进被子里，心想：那只是一条鱼。鱼从水底浮上来，吐了一个泡泡，然后沉下去了。她没有抓住它，它消失了。但她知道那条鱼在水底。它还会再浮上来的。

过了几天，电话又响了。这次她接了。

“喂。”

“前两天打电话你没接。”他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听起来很远。

“嗯。在改作业，没听到。”

沉默。她知道这个借口很假。手机就在手边，响了六七声，她怎么可能没听到？他没有拆穿她，只是“嗯”了一声。两个人又不说话了，听着电流声滋滋地响。

“王俊源。”

“嗯。”

“你最近——是不是很累？”

“还好。”

又是“还好”。她忽然觉得好累，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累到不想再问了，累到不想知道他到底在忙什么、和谁在一起、为什么总是那么晚回家。累到不想再等他来看她，不想再等他打电话，不想再等他说“我想你”。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三个字了。也许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也许他意识到了但说不出口。也许他已经不想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