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乐瑶给他打电话。响了很久，他没接。她又打了一遍，还是没接。她打第三遍的时候，通了。他的声音很低，很哑，像刚从睡梦里被叫醒，又像根本没有睡。

“王俊源，你在哪？”

“工地上。”

“你骗人。工地没有这么安静。”

他沉默了几秒，说：“出租屋。”那是他后来在市区租的一个小单间，她去过一次。单间朝北，没有阳光，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隙灌进来，呜呜地响。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兴华路那边搬过来的——兴华路的店面已经关了。她没有问他为什么搬家，没有问他店面关了以后怎么办，没有问他那些债还了多少、还欠多少。

她只听得到他的呼吸从电话那头传过来。

“王俊源，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他沉默了。

“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

“你帮不了。”他说。不是不愿意让她帮，是知道她帮不了。她一个月八百块，房租一百五，水电几十，弟弟的生活费几百。她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拿什么帮他？

她握着手机站在窗边。荔枝林的叶子里还是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她知道他说的对，她帮不了。她连自己的生活都搞不定，拿什么去帮一个欠了几十万的人？那一刻她恨他。不是恨他骗她，是恨他把她推到悬崖边上，让她看到自己够不到他，而他也够不到她。他们隔着的不是几千公里的距离，是一座她跨不过去的山。那座山叫“钱”。

挂了电话之后，她坐在床沿上，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莆阳中学的出租屋里，在她的生活里，在他和她的关系里，她找不到北，也靠不了岸。

分手的念头不是从这一个电话开始的。它早就在了，像一个水底的鱼，不时浮上来吐一个泡泡。她每次把它按下去，它又浮上来，一次比一次更用力。那次电话之后，它不再沉下去了。

她开始认真想这件事。

不是不爱他——她爱他。从十五岁那年的春天开始，爱了八年。八年，她的整个青春都绕着他转，她不知道怎么不以他为中心去生活。可是爱能当饭吃吗？能还债吗？能帮她付弟弟的学费吗？

她想起妈妈在电话里问过的那句话：“你男朋友那个项目，能赚钱吗？”她说“能”。她那时候真的相信能。现在呢？她说“能”的时候，她的声音里有底气。现在她的声音里连自己都听不见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跟妈妈提过他了。妈妈偶尔问起，她说“他挺好的，忙”。妈妈没有追问。也许妈妈从她的语气里已经听出了什么，也许妈妈只是不想问。问了又能怎样？女儿已经长大了，路是自己选的。

八月初的一个周末，他来了。是难得的、没有任何电话打扰的一个下午。他的手机没响——也许是因为手机根本没电。他把它塞在夹克口袋里，从进门到离开，没有拿出来过。两个人坐在床沿上，肩膀靠着肩膀，看着窗外。荔枝林的叶子已经很密了，绿得发亮，阳光从叶子的缝隙漏进来，落在两个人的膝盖上。

“王俊源。”

“嗯。”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把债还了。重新开始。”

“然后呢？”

“然后赚钱。养你。”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无名指上那枚铂金戒指还在，细细的一圈，在阳光里闪了一下。她转了转它，戒指凉凉的，滑滑的。她把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放在他的手心里。

“王俊源，我们分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