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冬天，深城没有冬天。十一月底了，白天还是将近三十度，阳光从赛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过来，晃得人睁不开眼。王俊源穿着短袖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个MP3，正在给客户演示功能。他的普通话已经不带莆田口音了，语速不快不慢，报价干脆利落。客户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问他能不能便宜点。他看了对方一眼，说“这个价已经是最低了，你去对面问问就知道”。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掏了钱。他把MP3装好，把小票递过去，说“有问题拿回来找我”。

客户走了以后，他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本子是那种一块钱一本的软抄，封面印着“深城电子市场”，已经用了大半。每天卖出的每一台机器都记在上面，进价、售价、利润，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林老板抽查过一次，翻了翻本子，没说什么，把本子还给了他。从那以后林老板很少来柜台了，有时候一周才来一次，来了也只是坐一会儿就走。“你看着办就行。”林老板说。

他把柜台当自己的生意做。早上第一个到，把货摆好，价签插好，柜台擦干净。晚上最后一个走，当天的账理清，第二天的货备好，没卖完的补，卖完了的进。他把华强北的电子市场摸了个遍——哪家价格便宜，哪家货全，哪家售后好。他有自己的进货渠道，不是林老板的。林老板知道，没有问。两个人的合作慢慢换了一种形式——他自己拿货、卖货、承担风险，给林老板交柜台租金和扣点。利润大头归他，林老板拿小头。没签合同，林老板也没提。

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他接到林老板的电话。“小王，你在哪？”“在出租屋。”“你过来一下，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他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坐公交车去了林老板说的那个茶楼。包间里坐着三个人：林老板，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小伙子。林老板介绍中年男人姓吴，在福田做电子产品贸易，手里有几个大客户。小伙子是小吴，他弟弟。“我听说你手里有批MP3，价格不错。”吴总开门见山。王俊源报了价格。吴总听完沉默了一下，跟弟弟对视一眼。弟弟点了点头。“先拿两千台，走柜。”王俊源说好，从包里拿出样品递过去。吴总接过去看了看，问售后怎么走，他答了。问付款方式，他说“首付三成，尾款见提单”。吴总说“行”。

从茶楼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林老板走在前面，在街边点了根烟。“这批货你接不接？”“接。”“两千台，你拿什么垫？”“想办法。”林老板看了他一眼，把烟掐了。“我借你。月息一分。”王俊源转过头看着林老板的脸。路灯下那张脸没什么表情，不像施舍，不像帮忙，像一笔生意。“好。”

那批货走得很顺。两千台MP3分两批发，第一批走完，吴总那边的款准时到了。他把林老板的钱连本带利还了，卡里第一次有了余额。不是很多，但够他活几个月，不用再啃馒头就凉水了。他去超市买了一床被子、一个电饭煲，又买了一件新外套——知名品牌，深蓝色的，体面，穿着去见客户不丢人。他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还是瘦，但精神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眼神里有光了，不是那种张扬的、少年气盛的光，是很沉很稳的光。

还债的事他一刻没停。每个月赚的钱分成三份：一份寄给父亲，一份还债，一份留着生活和周转。他的债主不止银行和供应商，还有莆田那些借给他钱的朋友。他没有赖账，一分都没有赖。每个月准时打款，有时候多打一些，跟他们说“辛苦了”。有人回他“没事，慢慢来”，有人不回。他不在乎，他只需要知道自己还在往岸上爬。

二〇〇八年春天，他开始跑商业地产的线。电子产品利润越来越薄——MP3的价格从几百掉到几十块，U盘成了白菜价，组装电脑被品牌机挤压得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他看到一个新的方向：商业地产招商。深城的房地产正在起飞，新的商场、写字楼、工业园区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都需要有人去谈品牌、签商户、做运营。他在莆田宏图做过的正是这个，虽然失败了，但经验还在。

渠道是通过林老板搭上的。林老板有个做生意的老乡，姓周，在深城做房地产投资，手里刚拿下一个旧改项目，要把原来的厂房改造成创意产业园，需要有人负责招商。林老板把王俊源介绍过去。周总看了他的简历，问他之前在莆田做过电子城的招商，他说是。周总问你招了多少家，他说签约率六成多，现在那个电子城已经开业了，生意还不错。他没说后面项目垮了的事，周总也没问。周总沉默了一下：“你过来吧。先做招商经理，底薪加提成，项目做完有奖金。”

他辞了赛格柜台的活，退掉关外的出租屋，搬到离新项目更近的福田。新住处是一间合租屋，三室一厅，他租了其中最小的一间，朝北，放不下一张桌子。他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床上用。屋里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他光着膀子坐在床上写方案，汗顺着脖子往下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