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生日是在学校过的。陈柏宇给他买了一个蛋糕，草莓味的，上面插了一根蜡烛。他吹蜡烛的时候许了一个愿，谁都没有告诉。他许的是——希望明年不用再许这个愿。他每年都许同样的愿，每年都没有实现。但他还是许，因为除了许愿，他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蛋糕吃完了，陈柏宇去洗盘子。宋时予坐在床边，拿出手机。通讯录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同学、教授、社团的朋友。他往下翻，翻到很下面，再次看到了那个名字。

石屿川。

他两年没有点开聊天框了，那个名字还在那里，像一扇很久没有推开的门。门把手上有灰，门缝里透出一点光。他不知道光后面是什么，是空房间还是住了别人。他盯着那三个字，盯了大概十秒，然后退出了通讯录。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躺了下来。天花板上有一个消防喷头，银色的，圆圆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他看着那只眼睛，觉得它在看他。看他二十岁了，看他一个人，看他还在翻那个永远不会发消息的名字。

他想：如果当初没有分手，现在会怎样？可能还在一起，可能早就见了面，可能他来过临沂，也可能石屿川来过香港。可能他们发现对方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他可能比视频里矮，可能比视频里瘦，可能笑起来没有视频里好看。但他会习惯。像习惯物理题的套路一样，习惯他的矮、他的瘦、他的笑。然后他们可能会吵架，可能会冷战，可能会在某一个普通的晚上说“我们算了吧”。然后分手，像现在一样。结果是一样的，只是中间多了几段路。

他不知道哪条路更好。他只知道自己走的是现在这条路。路上没有石屿川，只有他自己。

他翻了个身，拿起手机。这次他打开了微信，在搜索框里输入了石屿川的微信号。头像还在，那片灰蒙蒙的海。点进去，朋友圈封面也还在，临沂的天空，灰白色的，什么都没有。最后一条朋友圈是两年前发的，一张煎饼的照片，配文是“临沂的煎饼，你们肯定吃不惯”。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下了。

他没有发好友申请。他已经两年没有发了。不是不想，是不敢。怕发了石屿川不回，怕他回了说“你是谁”，怕他回了说“你别再发了”。他承受不起这些。他宁愿不發，宁愿不知道答案。不知道就还有可能。可能他还在，可能他还记得，可能他也会在某一个深夜翻到他的名字，盯着看很久。这个“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根火柴。划着了，亮了，灭了，只剩一根烧黑的棍子。但他还攥着，没有扔。

二十一岁的石屿川还在那个工地上。监理助理做了两年，没有升职，没有加薪。他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整理资料，跑现场，被骂。他的手比以前更糙了，虎口的茧厚了一层。他不再贴创可贴了，破了就破了，疼着疼着就不疼了。

他搬了家。不是搬到更好的地方，是从月租六百的出租屋搬到了月租五百的。更小了，墙皮掉得更厉害，窗户关不严，冬天的风从缝里钻进来，冷。但他不在乎。他只是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不需要好。

那只海豚还在，眼睛掉了，没有补。橘猫也在，肚子硬得像石头，按不动。他把它们放在枕头两边，每天晚上躺在它们中间。他不抱了，只是放着。它们在那里，像两个不说话的朋友。不说话也没关系，至少它们在。

有一天晚上，他下班回来，洗了澡，躺在床上。手机亮了一下，是朋友圈的消息。他点开，看到一个前同事发了香港的夜景。维多利亚港，灯光倒映在海面上，紫色、蓝色、金色。他看了很久，然后划过去了。

他没有哭。

他已经很久没有哭了。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干涸的，也许是某一天醒来发现枕头是干的，也许是某一天听那条语音的时候眼睛不红了。那条语音他还在。手机换了一个，他把语音传了过来。每次换手机，第一件事不是下微信，是传那条语音。像是一种仪式——我可以没有微信，不能没有你的声音。

他从来没有删过那条语音。那是他唯一留下的。纸箱还在床底下，明信片、曲奇盒子、橘猫，都在。他把它们塞在床底下最深处，落了很多灰，他不清。他不想看到它们，但也不想扔掉。它们在那里，像一段被封存的时间。他不打开，也不丢弃。就让它们在那里，落灰变旧。

又过了一段时间，具体多久他不知道，他没数。有一天晚上，他又翻到了那个名字。宋时予。他盯着那三个字，手放在“添加到通讯录”上。只要点一下，输入“我是石屿川”，发出去，宋时予就会收到。他会通过，然后他们会重新开始。说“好久不见”，说“你还好吗”，说“我还想你”。这些画面在他脑海里放了一遍，放完之后他把手拿开了。没有加，也没有删。就那样放着。名字在通讯录里，在很下面，被很多人淹没了。但他知道它在。他不用翻也知道，它就在那里。

窗外的临沂，夜很黑。黑到看不见自己的手指。他在那片黑里把那条语音听了一遍。“不管发生什么，我在。”宋时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近。近到像他就在耳边。他闭上眼睛，觉得那个声音在抱着他。凉的，虚的，像风。

他在那个声音里慢慢地睡着了。

二十岁的宋时予，二十一岁的石屿川。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临沂。中间隔着一千八百七十五公里，隔了两年的沉默，隔了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我还想你”。

生活还在继续。宋时予上课、考试、实习。他去了中环的一家律所实习，每天穿西装，打领带，在会议室里做笔记。他很认真，每一份文件都仔细看，每一个案子都认真研究。回到家，他把西装脱了，挂在衣架上，领带解开，搭在椅背上。他穿着白T恤坐在书桌前，翻开民法课本。书桌的角上放着那条围巾，灰色的，起球了，他没有收。不是忘记，而是他想看到它，每天看到，看到习惯了，看到它变成书桌的一部分。看到有一天他不再看它。但那一天一直没有来。

而石屿川，还在工地上。

有一天监理让他去现场验收，他戴着安全帽，拿着手电筒，在地下室里走。地下室很黑，手电筒的光照在墙上，影子一晃一晃的。他突然想到宋时予。不是想他这个人，是想他说过的一句话——“你以后会遇到更好的人。”这句话他想了很久，想一遍疼一遍。不是因为宋时予说错了，是因为他说对了。他没有遇到更好的人。他遇到了很多人——工头、同事、便利店的小姑娘。他们都比他好——比他有钱，比他开朗，比他有未来。但他不喜欢他们。他喜欢的是那个在香港的、比他小的、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形的人。那个人不是“更好的人”，他是“他要的人”。他要的人走了，他不要的人来了很多。他一个都不想要。

宋时予大二那年，选修了一门课——“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课上讲到了山东，讲到了临沂。教授说临沂是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他看着PPT上的图片，临沂的街道，灰蒙蒙的，跟他以前在视频里看到的一样。他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两个字——“临沂”。写完之后他看着这两个字，觉得它们像两个拳头，攥紧了，里面是空的。他把那页纸撕了，揉成团，放进口袋里。他没有扔。那团纸在他口袋里待了一天，晚上回到宿舍，他把它展平，看了看，夹进了一本书里。书是借来的，要还的。还之前他把那张纸取出来了，放在了自己的书架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留着，他只是觉得扔了可惜。那不是一张纸，那是他跟临沂最后的一点联系。扔了就没有了。

石屿川有一天路过临沂机场。他没有进去，只是在外面站着。看飞机起飞，一架一架的，从头顶飞过，声音很大。他仰着头看着那些飞机，不知道哪一架是去香港的。可能哪一架都不是。但他觉得每一架都像。他看着它们飞远，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云里。然后他低下头，走了。路上他想起宋时予买过的那张机票，香港飞临沂，往返两千三百港币。他没有让那张机票变成登机牌，没有让宋时予坐在飞往临沂的飞机上。他把那张机票变成了退款。两千港币回到了宋时予的账户里。他什么都没有得到，宋时予也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都失去了一点——他失去了一个见面，宋时予失去了三百港币的手续费。三百港币，换一场空。他不知道值不值得。他只知道，他没有勇气让那张机票变成登机牌。

时间还在走。宋时予二十岁半的时候，剪了头发。很短，露出额头。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好像成熟了一点。不是脸老了，是眼神稳了。他不再熬夜等消息，不再一遍一遍翻聊天记录。那些伤愈合了，留下了疤。疤不疼，但摸上去跟别的皮肤不一样。他知道那里受过伤，他知道怎么受的。

石屿川二十一岁半的时候，手上又多了几个茧。他不再数了，无所谓了。茧是工人的勋章，他没有勋章，只有茧。

在二十岁那年的冬天，香港很冷。他穿着那件灰色围巾去上课，走在校园里，风很大，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毛线蹭着嘴唇，痒痒的。他想起石屿川织这条围巾的时候——手指笨拙地捏着针，一针一针地戳，戳歪了拆，拆了再戳。他在织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宋时予的脖子有多粗，在想围巾要多长，在想他戴上会不会好看。这些宋时予永远不会知道。他只知道，这条围巾很暖。暖到他在零上十度的香港戴着它，觉得像被人抱着。

而二十一岁那年的冬天，临沂下了很大的雪。石屿川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路上没有人，没有车，只有雪，一直在下。他打开窗户，伸手接了一片雪花。雪花落在掌心里，很快就化了，变成一滴水。他看着那滴水，觉得它像一滴眼泪。不是他的，是天的。天替他哭了。

他关了窗户，回到床上，把那条语音又听了一遍。

“不管发生什么，我在。”

宋时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近。他把手机贴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他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很满。满了就容易碎，但他没有碎。他还撑着。

宋时予大三那年，去了一趟深圳，参加一个模拟法庭的比赛。深圳离香港很近，坐地铁就能到。比赛结束后，他站在罗湖口岸，看着对面。过了关就是香港，他的家。但他没有立刻回去。他站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人从香港过来，有人从深圳过去。他想起石屿川——石屿川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他来过最南边的地方是哪里？徐州？南京？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石屿川在北方，很远的地方。他看不到他。

他给陈柏宇发了一条消息：“我在深圳。”陈柏宇回：“你跑那么远干嘛？”他说：“比赛。”陈柏宇说：“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今天。”发完之后他过了关，坐上港铁，回香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