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不知道自己在地板上坐了多久。

窗外的光线已经从上午的明亮变成了午后的柔和，又从午后的柔和变成了傍晚的昏黄——冬天的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太阳就开始往下掉了，光线被对面那栋楼的侧墙挡住之后，房间里的亮度以一种极缓慢但不可逆转的速度往下降，影子从书柜脚爬到床脚再爬到他的脚边，像一个无声的计时器在提醒他这一整天已经过去了大半。他的腿因为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而有些发麻，膝盖和脚踝的关节在蜷缩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发出轻微的僵硬信号，但他没有换姿势——他把相册摊开在膝盖上，手指按在照片背面那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上，指腹一遍又一遍地描摹“白昼和望舒”那几个字的笔画，从“白”字的第一撇描到“舒”字的最后一钩，描完一遍再从头开始，像一个识字不久的孩子在用手指学写字，又像一个考古学家在拓印一块刚出土的石碑。铅笔字凹凸不平的压痕透过相纸背面传到他指腹上，那些细微的触感像一段被翻译成盲文的往事——每一笔轻的地方代表写字的人当时不敢用力，每一笔重的地方代表他写到这里时终于下定了决心。

在不知道第几次描到“望舒”两个字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那个歪歪扭扭的“舒”字旁边，有一条极细极浅的铅笔线，从“舒”字的最后一笔往下延伸，在被照片白边和相册塑料封套遮住的缝隙里继续往下走，像是写字的人在写完名字之后没有抬笔，而是继续画了一条线，指向了相册的下一页。望舒盯着那条线看了片刻，然后把相册翻到了下一页——下一页是最后一页，塑料封套里是空的，整页只有米白色卡纸的底色，没有任何照片，没有任何备注，干净得像一片没有被任何人踏过的雪地。但他注意到封套的边缘被什么东西撑得微微鼓起来了一点点，那个弧度非常细微，不凑近看根本不会发现——他把相册凑到眼前，用指尖捏住塑料封套的边缘，轻轻把封套和卡纸之间的缝隙撑开，往里看了一眼。里面夹着一张纸。不是照片，不是相纸背面，不是他妈写的备注条，而是一张已经被压得极其薄的糖纸。

望舒的动作在那一瞬间变得极其小心——他把塑料封套撑开到刚好能捏住糖纸边缘的角度，用指甲尖把那片纸一点一点抽出来，动作慢得像在从一本古籍里夹取一片脆弱得随时会碎掉的枯叶标本。糖纸被抽出来之后躺在手心里，轻得像一片羽毛——大白兔奶糖的经典蓝白棋盘格包装，两个曾经拧成蝴蝶结的角被仔仔细细地展开过，展开之后没有揉搓过的褶皱，只有顺着拧痕方向的几道不可避免的折痕，和正中央那个被糖块形状压出来的凹陷。这张糖纸的年代显然比他在笔袋里攒的那几十张要久远得多——白色部分已经从纯白变成了带着时间烙印的米白，蓝色条纹也褪了不止一个色号，从深蓝退到了灰蓝，印刷的大白兔图案边缘有些模糊，像是被手指摩挲了无数遍之后把油墨磨损了一层。糖纸表面有一块浅浅的圆形水渍，直径大概一两厘米，边缘呈不规则的扩散状，已经干透了很多年，只在纸面上留下了一圈比周围颜色略深的痕迹。

他把糖纸翻过来，看到了字。铅笔字，和照片背面的字出自同一个人的手，但明显比照片背面的字更轻更淡，铅笔尖在糖纸这种光滑且不吸铅的表面上很难用力，每一次落笔都像是在做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的事——轻轻了写不上去，重了会戳破纸，写字的人必须在力度的中间地带找到一个刚好能让铅粉附着在蜡质表面的平衡点。他找到了那个平衡点，但代价是每一个字都比正常写字时淡了不止一个层级，加上糖纸在被塞进塑料封套之前大概被折叠了好几次，折痕在字迹上叠加成一道道细密的干扰纹路，整行字读起来像是在透过一块起雾的玻璃看远景。

望舒把糖纸放在相册封面上，用手指把那些折痕按压着暂时抚平——指尖在糖纸上轻轻滑过，能感受到被折叠了好多年的纤维在指腹下发出轻微的脆响，像是在诉说自己被折了多久。然后他凑近，就着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的最后一点干净的傍晚天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那行铅笔字的笔画。第一个字是“今”，第二个字是“天”，第三个字是“跟”……他的嘴唇随着辨认的进度无声地翕动，像是在逐字翻译一份来自十年前的电报。“今天跟他说了喜欢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字迹明显比前面重了一些——“喜欢”两个字写得尤其用力，铅笔尖在光滑的糖纸表面划出了一道极细的凹槽，凹槽里嵌着铅笔粉末和十年间落进去的灰尘，在逆光的角度下能看出一道微弱的金属光泽。那个写字的男孩在用铅笔把它刻在糖纸上。

“他说好呀好呀。”这行字写到“好呀好呀”的时候，笔迹突然松了下来，像是写字的人在写下这四个字的同时忍不住笑了，手指的力度不自觉地放轻了，铅笔尖在纸面上飘过去，留下几个比前面任何字都更轻更飘的笔画。那个男孩大概把自己答复的这四个字当作了全世界最幸福的语言——因为他说了“好呀好呀”，所以自己成功了，所以可以开心了，所以可以在糖纸上把这个好消息写下来，作为证据，作为纪念，作为一份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偷偷藏起来的答案。